第二十三章

那是我多年来第一次远行，抵达香港后过了两天，我还是相当疲倦。搭飞机固然快得惊人，可是机舱内拥挤又摸不清东西南北。我的腰痛又狠狠发作起来，而头疼在我停留的这段时间又久久不退，这无疑影响了我对这块殖民地的看法。我听说有人到那儿旅游回来以后赞不绝口。“一个有前瞻性的地方。”每个人都这么说，“美得摄人。”然而那个星期的天气大半都阴阴沉沉，街道又拥挤不堪。我想我有时还是蛮喜欢这里隐隐呼唤的上海味——商店外的中文招牌或者只是看着中国人在市场里忙进忙出。只不过这样的呼唤，有时又教我不快。那就像在肯辛顿或贝斯沃特的无聊晚宴上，遇到曾经相爱的远房表妹，她的手势、表情、轻轻耸肩的小动作等，依然唤醒回忆，但她整个人与心中珍藏的印象相比，却像个不搭调，甚至丑陋的拙劣模仿。

我后来还是很高兴有詹妮弗陪着我来。起初她在一旁暗示，要我让她跟来，我还故意装不懂。因为即使到了最近这个阶段——我谈的是过去这五年——她依然觉得我像是个卧病在床的人，特别是当我人生里又出现了有关过去，也就是关于远东地区的事。我想，我心里早已不喜欢她这般过度关心，但后来，我念头一转，想到她是真的想离开现状一阵子——想到她也有她的烦恼，想到这样一趟旅程对她也有好处——我才同意让她与我同行。

詹妮弗还提议，我们不妨把行程延伸到上海，我认为这也未必不可行。我可以跟几位旧识谈谈，他们依然对外交部有些影响力，我确定要获准进入中国大陆，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我知道有人就这么做过。然而，据说今日的上海，犹如昔日的上海借尸还魂一般。共产党最终没有破坏实体建筑，因此当年的租界，今日大体上仍维持旧观。尽管街道已经重新命名，街景却是一眼就认得出来，听说熟悉旧上海的人，回到那儿不必担心会迷路。可是，外国人自然完全不准进入，昔日奢华的酒店与夜总会，今日则成为毛主席政权的政府机关。换言之，今天的上海恐怕会糟蹋昔日上海的印象，这个更加拙劣的模仿给人带来的痛苦，比起香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附带一提，我已听说大半的贫穷问题——以及母亲曾经奋力苦战的鸦片毒瘾——在共产党统治下已大幅消减。这些邪恶的事情根除到什么地步，仍有待观察，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共产党在几年之间所达到的成果，是那些慈善机构和热诚的运动几十年也没达到的。我们在香港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我在怡东酒店的房间里踱步，调养我的腰酸，让自己心情平静下来，我记得我当时心里想着，母亲对这样的结果会有什么看法。

到了第三天，我才去“萝丝黛庄园”。我们早就说好我独自前往，詹妮弗尽管整个早上都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午餐后送别我时却没再要把我捧在手心里不放了。

那天下午，阳光破云而出，我的计程车爬上山坡路时，道路两旁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有成群仅着背心的园丁在浇水、推平。最后计程车爬到了坡顶的平地，停在一栋大白屋前面，建筑风格属英国殖民地的大宅，有一长排的百叶窗，还有一厢楼房从另一侧延伸出来。这里必定一度是绝佳的居住环境，可以俯瞰海洋以及小岛西侧的大部。当我迎着微风站立，遥望码头，我可以直眺远方，看见有辆缆车正爬上一座遥远的山丘。转身面对大宅，看得出人们任它凋敝；尤其是窗台与门框上的漆都龟裂剥落了。

屋内，走廊里，隐隐闻得到煮鱼的闷腥味，不过却是一尘不染。有位中国籍的修女领我走过足音跫跫的走廊，到修女比琳达·希尼的办公室，她大约四十五六岁，脸上表情严肃，略显阴沉。是在那里，在那间拥挤的小办公室里，她们说有位名叫“黛安娜·罗伯茨”的女人，经由一个帮助滞留在红色中国的外国人的交涉机构，转送到她们这里。中国主管当局对她所知的一切就是，她自从战争结束以后，就住在重庆的精神病院。

“有可能战时大半期间，她也待在那里，”比琳达修女说。“我们实在难以想像，班克斯先生，那是什么样的地方。任何人一旦关进那种地方，极可能就从此消失。找得到她，全靠她是白种人。中国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她。毕竟他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人都离开中国。因此后来，她就被送到我们这里，而且待在这里两年了。她刚来的时候，脾气好暴躁。不过，才一两个月，所有‘萝丝黛庄园’常有的好处，像是平静、秩序、祷告等，就发挥了作用。您现在可看不出她刚到时的那副可怜模样了。她平静多了。您刚说，您是她亲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