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既然我现在想起了“曼纳林案”后的那段人生，或许也该顺带谈谈与张伯伦上校的不期而遇。说来也许让人感到意外，尽管他在我孩提时代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后来我们却鲜少联络。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就是没再联络，而我再次遇见他——那是在华尔道夫饭店遇见亨明斯小姐的一两个月后——则纯属巧合。

有个下雨的午后，我站在查令十字路上一家书店里，细看一本有插画的《艾凡赫》。我感觉有人在我背后徘徊了好一阵子，我以为他想要看我这边书架上的东西，于是就让了开来。可是后来，这个人还是在我身旁流连，我忍不住转身看看。

我一眼就认出上校，因为他的体态几乎没变。只是以成人的眼光看来，他已比我儿时的印象要羞怯而寒酸。他身着雨衣站在那儿，害羞地注视着我，直到我喊了一声：“是你，上校！”他才露出笑容，伸出手来。

“近况如何，孩子？我就知道是你。真是！近况如何，孩子？”

尽管他眼中含泪，举止却依旧尴尬，仿佛怕我听到他提起过去会心生不悦。我尽力表达再次看到他的欣喜之情，此时外头下起滂沱大雨，我们便在拥挤的书店里站着聊了起来。我发现他还住在伍斯特郡，还有他来伦敦是为了参加一场葬礼，顺便“放几天假”。我问他住什么地方，他支吾其词，我推测恐怕是某家便宜旅社。分手前，我邀他隔天晚上与我吃个晚饭，他欣然接受，不过听我提议去多尔切斯特饭店(1)，他似乎吓了一跳——“你以前待我那么好，这也是应该的。”我央求再三——求到他不得不点头答应。

如今回想起来，选择多尔切斯特饭店真是极不体贴。毕竟我已经猜到上校经济拮据；我也该想到，若不让他至少付他自己那份账单，岂不太伤他自尊了？不过在那段日子里，我哪有这么细心；我想，我只是太急着要让这位老先生清清楚楚地知道，自从他上次见过我以后，我早已不是昔日吴下阿蒙了。

这个企图，我想是达到了。其实在此之前，因为两次机缘，别人带我到过多尔切斯特饭店，因此与张伯伦上校相约的那个晚上，侍者问候我说：“真高兴又见到您，先生。”后来他又见识到我跟餐厅总管谈笑，等汤上桌以后，他突然笑了起来。

“真想不到，”他说，“这就是船上在我身边哭个不停的那个小鬼！”

他又笑了几声，忽然闭口不语，也许后悔自己不该再把话题引到这个方向。不过我用平静的笑容对他说：

“那趟路上，我一定烦死你了，上校。”

有那么一会儿，老先生的脸色凝重。接着他严肃地说：“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你实在是极为勇敢，孩子，极为勇敢。”

我记得这时候，两人都没再说话，气氛有点尴尬，等我们两人齐夸那汤味道鲜美，僵局就冰消烟散了。隔壁桌，有位珠光宝气的胖夫人开怀大笑，上校不太客气地看了她一眼。然后他似乎做了什么决定。

“你知道吗，有一件事真奇怪。”他说，“今天出门以前，我回想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况，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孩子，我想你大概忘了。毕竟，当时你心头要烦的事情太多。”

“才不呢，”我说，“那天我记得一清二楚。”

这并非谎言。即使是现在，只消阖眼片刻，我就可以让心神回到上海那个晴朗的早晨，还有哈罗德·安德森先生的办公室，他是家父在摩根洋行这家大贸易公司的上司。我正坐在一张覆着皮革的橡木座椅上，椅子打过蜡的气味依稀可闻，这种椅子通常只会出现在堂皇的大办公桌后，不过那一次，却放置在房间中央。我感觉得出这张椅子只保留给最重要的人，不过那次可能因为情况严重，或者为了表达慰问之意，那张椅子竟让给我坐。我还记得，不管我用什么坐姿，坐相就是不庄重；特别是我找不到任何姿势，可以让双肘同时放在雕工细致的扶手上。此外，那天早上我穿了一件全新的外套，是用粗糙的灰色布料缝制的——那件衣服怎么来的，我不知道——还有那排扣子，一路往上扣到下颌，让我丑得浑身不自在。

那个房间有个高挑又富丽堂皇的天花板，墙上有张大地图，安德森先生书桌后的大窗户阳光熠熠，微风徐徐透了进来。我想天花板上应该有电扇在转动，不过这点我记不清楚了。我记得的是，我坐在房间中央的椅子上，置身于严肃的关怀与讨论的焦点。我四周全是大人，都在讨论事情，大半都站着；有时候有几位会漫步到窗边，有争论的时候便把声音压低。我记得安德森先生本人对我的举止让我诧异。他身材高大，白发皤皤，嘴上还有一排大胡子，他待我仿佛多年老友似的——好得让我有那么一会儿猜想我更小的时候就认识他，只是我忘了。过了好一阵子我才确定，在那个早晨之前，我们绝不可能见过面。总之，他扮演父执辈的角色，不时对我微笑，拍拍我的肩膀，用肘部碰碰我，眨眨眼。他还问了我一次要不要茶，他说：“哪，克里斯托弗，这个可以让你舒服一点。”他还弯下身子，盯着我喝茶。后来，房内又是一阵交头接耳与讨论，接着安德森先生再度走到我面前，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