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 失踪的孩子 -16-

我没对我婆婆说尼诺的事儿,我说了法国杂志的事儿,说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赶一篇文章。同时,尽管我很不情愿,但我还是对她照顾两个孩子表示感谢。

虽然我不信任她,但我明白,阿黛尔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我怎么能过上我想要过的生活,同时又和我的两个女儿在一起?当然,我指望着尽早和尼诺生活在一起,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相互帮助。但这之前呢?我要把和尼诺见面、黛黛、艾尔莎、写作、公共事务、彼得罗的压力——尽管他现在理性一点了,但还会对我施压,这几件事情协调起来,真是太不容易了。更不用说钱的事儿,我剩的钱不多了,新书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我还不知道。我还不可能马上付得起房租、电话费,还有我和两个女儿的日常开销。另外,我们要在哪儿生活呢?现在,我去接两个女儿,我要把她们带到哪里呢?带到佛罗伦萨——她们是在这栋房子里出生的,她们会看到一个温和的父亲、一个热情的母亲,她们会不会以为,一切都神奇地恢复了?尽管我知道,尼诺的下一次闯入,会让她们更加失望,我要让她们有这样的幻觉吗?我要让彼得罗搬走吗?但是,是我自己打破我们的关系的,我应该离开那套房子。

我出发去热内亚时,脑子里有一千个问题,但没有任何答案。我的公公婆婆很冷淡,但很客气地接待了我,艾尔莎满怀热情,但有些怀疑,黛黛对我充满敌意。我不太熟悉热内亚的房子,我只记得那里采光很好。实际上我看到,那栋房子的墙壁上全是书,有很多古老的家具,还有水晶灯,地上铺着精美的地毯,窗帘很厚重。起居室非常豁亮,有一面非常大的窗户,像是把外面的天光云影,还有大海镶在了画框里,就像一幅名画。我发现,我的两个女儿在那个家里行动自如,比在自己家里还自由。她们拿什么都可以,从来都不会受到谴责,她们对家里的女佣说话时,就像她们的奶奶那样,用一种客气但是命令的语气。我刚到那里时,她们给我展示了她们的房间,让我看看她们的玩具,那都是非常昂贵的玩具,我和她们的父亲都不会买的,她们想看看我见到这些玩具时的反应。她们跟我讲了她们做的,还有看到的很多有趣的事。我慢慢发现,黛黛很爱她爷爷,而艾尔莎呢,尽管她紧紧拥抱着我,亲吻着我,一刻也不想和我分开,但她需要什么东西,或者累了,总是会对阿黛尔说。她坐在阿黛尔的膝盖上,大拇指放在嘴里,用一种忧伤的目光看着我。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两个女儿就适应了没有我的日子吗?或者说,最近几个月,她们看到的、听到的,已经让她们厌烦透顶了。她们担心我会带来更多麻烦,她们害怕重新接受我?我不知道。当然,我不敢对她们说:准备一下你们的东西,我们马上走。我在热内亚待了几天,我开始照顾她们。我的公公婆婆从来都不插手我和两个女儿之间的事儿,相反,假如黛黛利用他们的权威来对抗我,为了避免任何冲突,他们会躲开。

圭多·艾罗塔尤其小心,他从来都顾左右而言他,刚开始,他都没提到我和他儿子离婚的事儿。在晚饭后,黛黛和艾尔莎去睡觉时,圭多·艾罗塔出于客气,在关上房门,在书房里开始工作之前——彼得罗每次也是工作到深夜,毫无疑问,这是跟他父亲学的——会和我聊了几句,他有些尴尬。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聊到了政治问题: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明显了,艰苦奋斗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边缘化的地区越来越多,弗留利地区的地震,象征着意大利的脆弱和不稳定,左派面临的严峻考验,还有以前的老政党和政治小集团。但是,在谈论这些问题时,他对我的观点丝毫不感兴趣,除此之外,我也没有费劲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假如他实在想听我的看法,他可以谈谈我的书,我看到的第一本意大利语版,就是在那个家里:那是小小的一本书,很不起眼,和其他很多书和杂志一起,被送到这里,堆积到书桌上,等着被翻阅。有一天晚上,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知道,他之前没看过我的书,之后也不会看的——我就把书里的内容给他介绍了一下,给他念了几行。通常,他都是很严肃地听着,非常专注。只有在读到我大篇幅引用索福克勒斯的段落时,他才用了一种专业的语气,说我写得很不恰当,让我觉得羞愧。他是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权威的男人,尽管权威就像一种色泽,要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即使只有几分钟,这种权威都会出现裂缝,让人隐约看到另一个人,这个人并非那么无懈可击。当我提到女权主义时,圭多·艾罗塔忽然一改他的庄重,他眼里忽然冒出一种恶意,他满脸通红——通常他的脸色是苍白的,用一种充满讽刺的语气,开始嘲讽他听到的一些女权主义口号:性,我渴望的性,谁在专治下感到过高潮?没有人!还有,我们不是繁殖工具,女人为自由解放而战。他一边用讽刺的语气说这些话,一边笑着,整个人都很激动。当他发现,这个举动让我很惊异时,他拿起了眼镜,很仔细地擦了擦,然后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