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 失踪的孩子 -3-

关于蒙彼利埃,我基本没有关于这个城市风光的任何记忆,就好像我从来都没去过一样,但我记得那里发生的所有一切。在宾馆外面,尼诺参加研讨会的宏伟大礼堂之外,如今,我看到的是一个刮风的秋季,天高云淡。尽管如此,在我的记忆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城市的名字——蒙彼利埃,对我依然是一种逃离的象征。我当时已经出过一次国了,我和弗朗科去过巴黎,我的大胆让自己都很振奋,但那时我感觉我的世界仅限于城区、那不勒斯,而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我只能像郊游一样浅尝辄止。外面的氛围,让我可以想象自己永远不可能过上的生活。蒙彼利埃虽然远没有巴黎那么激动人心,但它给我的感觉是,我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变得更宽广。仅仅是身处于蒙彼利埃,就让我亲眼看到,我的城区、那不勒斯、比萨、佛罗伦萨、米兰,甚至整个意大利,都是这个世界很小的一部分,我对这些小地方感觉不满是正常的。跨越边境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沉浸于别的文化里,会发现之前以为是定局的事情,其实是暂时的。在蒙彼利埃,我发现自己之前目光短浅,还有写作采用的语言很局限。那年我三十二岁,我明显感觉到:作为母亲和妻子,我的处境很逼仄。在蒙彼利埃,在沉迷于强烈爱情的那些天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摆脱了那些年来一直束缚着我的东西,那些东西部分源于我的出身,部分是我通过学习构建起来的束缚,还有我所选择的生活带来的羁绊,首先是我的婚姻。在那里,我明白了过去我的第一本书被翻译成外语时我感到喜悦的原因,我也明白了我的书在意大利之外没有市场的原因。相比而言,莉拉从来都没离开过那不勒斯,她甚至对圣约翰·特杜奇奥也心怀畏惧。假如在过去,我觉得这不容置疑——就像她通常做的那些选择,可以使她转败为胜,但现在我觉得,那都是她思想局限的表现。我当时的反应,就像一个被羞辱了的人,想用同样的话回敬对方:“亲爱的,看看我现在,你没看走眼吧?但我却看错你了:你情愿一辈子都待在大路边上,看着那些经过的卡车。”

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研讨会的组织者早就给尼诺在一家宾馆里定了一个单间,因为我很晚才决定陪他来,没办法换成一间拥有大床的房间,因此我们俩住在两个房间。但每天晚上我洗了澡,打扮好自己,脸红心跳地来到他的房间。我们一起睡觉,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就好像害怕在睡梦中会被什么东西分开。早上,我们让人把早餐送到床前,享受着在电影里看到的奢华生活,我们一直都在欢笑,我们在一起很幸福。白天,我陪他去召开研讨会的大厅,那些发言的人总是用一种有些厌烦的语气,念着一页又一页的稿子,但和他在一起让我很振奋,我坐在他身边,尽量不打扰他。尼诺很专心地听着那些发言,做笔记,时不时会在我耳边说一些风趣话,还有甜言蜜语。我们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者在一起吃午饭和晚饭,异国的名字,还有各种外语在耳边此起彼伏。当然了,那些最有名望的学者会单独坐一桌,我们和一些年轻学者坐在一起。无论是在开研讨会时,还是在餐厅里,尼诺的活跃让我很吃惊,他和当学生的时期是多么不同啊!他和大约十年前,在米兰的书店里捍卫我的那个年轻男人也不一样了。他不再采用那种挑衅的语气,他很自如地跨越了学术界的等级界限,他用一种带着一丝严肃,同时又很客气的语气和别人聊天。他有时候用英语(说得极好),有时候用法语(说得不错)和别人说话,非常潇洒地展示着他对于数字和效率的热爱。在短短几个小时里,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他们都拉着他说话。大家都很喜欢他,这让我感到很骄傲。

后来,在他发言的前一天晚上,他忽然没那么愉快了。他变得很失礼,很难相处,我觉得他太紧张了。他说他准备的稿子很糟糕,好几次都强调,写作对于他来说,不像对我而言那么容易。他还发火说,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复杂的处境让他分心了吗?我觉得很愧疚,我试着拥抱他,亲吻他,让他把稿子念给我听。他对我念了那几页纸,像一个充满忧虑的小学生,他让我变得心软。我觉得,他的稿子并不比我在报告厅听的那些发言有趣,但我说了很多赞扬他的话,让他平静下来了。第二天早上,他用一种佯装的激情念了稿子,大家都为他鼓了掌。晚上,有一个美国知名学者,邀请尼诺和他坐在一起,虽然我被抛下,但我并不难过。尼诺在我跟前时,我从不和其他人说话,他不在我身边,我不得不用费劲的法语,和一对来自巴黎的男女聊天。我很快发现,他们的处境和我们差不多。两个人都觉得,家庭让人很压抑,他们都忍痛离开了自己的配偶和孩子,现在两人都看起来很幸福。那个男的叫奥古斯汀,大约五十多岁,脸红扑扑的,金色的大胡子,他天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女的叫科隆布,和我年龄差不多,三十岁出头,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很短,脸很小,眼睛和嘴唇的妆容很精致,非常优雅。科隆布有一个七岁的儿子,我一直和她聊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