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我的机组

大人物总会带着随从。总统、伊丽莎白女王、弗兰克・辛纳屈、穆罕默德・阿里、阿诺德・帕尔默……其实大部分的明星大腕都有。

还有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先生，你的机组人员呢？”伊斯坦布尔酒店的前台向我问道。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没有带机组人员，”我回答，“我是来顶替生病的飞行员的。”我一般都会这样回答，在欧洲以及中东地区，此类问题要比美国问得多。看起来，欧洲大陆的酒店更习惯接待整个机组人员。飞行员独自一人让他们觉得奇怪。

我需要一个机组。我在一家土耳其饭店进行晚餐的时候，思考着这个问题。当时我已经脱去了制服。除了一些特殊场合，现在我一般只在酒店登记结账、兑换支票或者免费搭飞机时才穿制服。

以前我就考虑过机组的问题。其实，每次看到一个机长被他的乘务员们簇拥着时，我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他那个样子不仅比我更真实可信，乐趣似乎也比我多许多。我发现，空姐们往往像侍女一样跟在飞行员身边。相比之下，身为冒牌飞行员的我，就显得形单影只了。不过，逃犯通常总归是孤苦伶仃的。当你像一只被开水烫到的小猫一样四处逃窜的时候，很难扮成狮子在社会上招摇。总体来说，我的那些风流情事都像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其中所得到的满足感也是如此。

当然，我对拥有一个自己机组的幻想，并不单单是渴望身边有人陪伴。一个空勤机组——提起空勤机组我只想到空姐——会让我扮演的航空飞行员角色更加真实可信。我知道，孤零零的一个飞行员容易被人详细盘查。相反，如果飞行员后头跟着一帮子可爱的空姐，则几乎不会让人产生任何怀疑。如果在我的旅途中有一群美丽的空姐陪伴，我想我就能随心所欲地散发空头支票了，而它们也会像节日贺卡一样被大家欣然接受。倒不是我现在兑换支票碰到什么困难，只不过我现在每次只能兑换一张。如果有一班人马跟着我，我就可以一次性兑换大量支票了。

一星期之后，我离开伊斯坦布尔飞往雅典。“先生，你没有和其他乘务员一起吗？”酒店前台对我问道。我还是用常规的借口应付了他，但开始觉得有些烦人了。

第二天我飞到巴黎拜访拉伐利亚一家。其间，莫妮克曾一度表示：“真希望你能在法航开飞机，这样我就可以加入你的机组了。”这话更加让我相信，建立一个空勤机组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一个只是装装样子、对飞机驾驶一窍不通的飞行员，怎样才能去召集一个空勤机组呢？总不见得随便找几个姑娘，然后向她们提议说，“嘿，姑娘们，想去欧洲吗？我有一个兑现空头支票的远大计划……”而且，我跟美国和欧洲的黑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也不可能找他们帮忙。

我在西柏林的时候，脑中闪现出了一个计划。这会涉及多个方面，而且充满风险，但也同样富有挑战。泛美航空这个蜂巢总能为我提供大量的蜂蜜。即使泛美不是我真正的母公司，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也算是它的私生子，现在到了尽孝道的时候了。

我要让泛美航空给我提供一个空勤机组。

我飞到纽约，一落地就打电话到泛美航空的人事部，我声称自己是西部一所没名气的院校——普雷斯柯特长老会学院的就业主任。“我得知你们每年都专门派人去各大高等院校招聘，你们今年能不能把我们学校也安排进去？”我说。

“很抱歉，我们不能。”接电话的泛美人事专员说，“不过，我们有一组人员会在十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在亚利桑那大学校园里面试应聘各种职位的学生，如果你的学生们有兴趣来泛美航空公司工作，我想我们的招聘人员一定会很乐意与你的学生们谈谈。如果你要的话，我们可以寄一些资料册给你。”

“那太好了。”我说，然后我给那根本不存在的学校编了个地址，告诉了他。

我的计划需要拥有登山运动员那样的胆识。我穿上制服来到肯尼迪机场的十四号机库。由于胸前晃动着冒牌身份卡，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进了大门，然后又慢悠悠地在供销部里逛了半个小时，直到把我需要的物品都找齐：信封、大马尼拉纸文件袋和信纸，全都印着泛美航空的抬头，还有一叠求职申请表和彩色小册子。

回到汽车旅馆后，我坐下来给亚利桑那大学的就业办公室写信。我写道：“泛美航空今年正开展一种新的招聘方式，除了以往十月份的校园招聘以外，泛美航空还会另派飞行员和空姐来面见那些未来可能成为飞行员和空乘的同学，因为真正的飞行人员会从一个更清晰的角度对泛美航空飞行职位的要求提供建议，同时也能更准确地对应聘者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