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头顶一袋洋葱唱国歌

“他在做子弹。”我排队站在都柏林机场的检票柜台前，母亲打来了电话。两个在费尔莫伊国际诗歌节上朗诵诗作的年轻的荷兰诗人站在我身后。

“子弹？什么子弹？”

“他已经忙了两天了，都不肯从地下室里出来。”

“医生来过了吗？”

“嗯。”接着母亲便大哭起来。我没有阻止她，往前挪了一步。检票柜台上面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新时刻，航班延误了一个小时，乘客们纷纷抱怨，还有人忍不住诅咒起来。要是我把一生中经历的晚点全都加起来，就能把查尔斯·布考斯基的诗读个遍，也许还能搞懂他的赌马战略。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医生星期六来过了，在正式检查开始前母亲和他单独聊了一会儿。虽然不太敢，她还是对医生说：“我担心我老公得了老年痴呆症。”她告诉医生父亲对着电视说话，还拥抱呢。父亲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红发女人，想要亲吻她的肌肉那一段，母亲给省略掉了。不过医生很快就会得知这一切的。

“我才没病呢。”父亲说，“我感觉好着呢。”

父亲母亲和医生三个人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父亲穿着那件在地下室工作间里穿的蓝色的长外套，肩膀上还飘落着铁屑。千层面在烤箱里，一阵惬意的暖流蔓延到厨房的每一个角落。

“我爱上贝蒂了。”

母亲不好意思地盯着桌布。

“贝蒂是谁？”

“是我一生的爱。”

“您不是跟安尼塔结婚了吗？”

“那就换一换。”

父亲就这臭脾气，跟要发酵的酏似的，一阵恶臭和肮脏从气泡里钻了出来。

“他最近是不是很健忘呀？”医生问母亲，“会不会同一个问题问几遍？”

“嗨，”父亲说，“我可就坐在这儿呢。”说完还冲医生招了招手。

“最近他时常会找不到想说的那个词。”母亲说，“比如门垫。他说：‘那个放在走廊里，鞋子旁边的，那个东西，那破东西叫什么来着？’”

“是典型症状。”

“我没得老年痴呆症！”父亲大叫起来，“我恋爱了！”

“老年痴呆症的症状之一就是性格的改变。”不知道医生这是对谁说的，也许他自己也不肯定。

“他的变化可大了。”母亲肯定地说。

“大多数病人在初期都会否认自己出了问题。”

“我否认！”

“还有什么别的症状呢？家人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失忆。”

母亲突然想到了什么，说：“法斯图把内裤套在了脑袋上。”

“那是失用症，”医生说，“到那时，就算是一些天天做的事，病人也会不知所措。”

“我的内裤好好的穿在屁股上呢。”父亲说，“要是出门，我会袋上帽子。”

“老年痴呆症恶化的速度因人而异。”

“法斯图的病就恶化得很快。”

“还是要我把一袋土豆顶在脑袋上呢？”父亲问，“是不是那样你们就满意了呢？脑袋上顶个几公斤土豆就能换来你们的好心情了吗？”

医生没说话，看父亲的眼神越来越惊讶。母亲仍然盯着桌布。

“好！那我就把五公斤土豆放到脑袋上唱国歌。”说完，父亲便站起来，走进走廊，走向了储藏室。一扇门开了，又合上了。过了一会儿父亲顶着一袋洋葱走进了厨房。

“我就说嘛。”医生说。

母亲点了点头。

父亲唱完一整首国歌后，镇定且庄重地说：“安塔，家里没有土豆了，别忘了添进购物清单里。”

厨房里一片寂静，那种寂静和烤箱里千层面的香味我都记得。这不是想象，而是一种鲜活的记忆。孩童时代我和弟弟经常待在厨房里，盯着烤箱的小窗户看里面的千层面，比看电视有意思多了。

“那个贝蒂，”过了一会儿医生说，“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住在附近吗？”

“她是德国的链球运动员。”

“真有意思啊。”

“她的手臂可强壮了。”

“我相信。”

“我好想亲吻她。”

“爸爸！”

“她在奥运会上拿了铜牌。一开始大家还以为张文秀会拿走铜牌呢，不过幸好老天有眼。”

“谁？”

“一个中国肉球。”

“我老公不喜欢中国人。”母亲说。

“中国人可多了。”

“爸爸！”

医生看了看母亲，又看向了父亲，说：“我想我还是先走吧。”

“您不给他看病了吗！”

医生把茶杯挪到一旁，时钟动了一下。母亲看了看烤箱，千层面放在里面，这样就不会冷掉了。

“您可以来检查检查我的耳朵，”父亲说，“还是要我把舌头伸出来？”说完，父亲还真把舌头伸出来了，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医生无奈，只好把包放在了桌子上，从包里拿出了一个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