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2/5页）

她们知道了最便宜的加油站在哪里——洛蒙德路和李路的交叉口，单价总是比其他加油站便宜一美分；知道了各处杂货店的位置，哪家可以领到双重优惠券；了解到附近的克利夫兰高地、沃伦斯维尔和比奇伍德的居民会像其他人一样把不要了的东西丢在马路沿上；知道该去哪里买锤子、螺丝刀、油漆和刷子，这些都能在西克尔五金店找到，但只能在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六点间去买，六点钟店主会让员工回家吃饭。

对于珀尔来说，更多的发现来自于房东家的孩子们。

穆迪是第一个游荡到温斯洛路出租屋的房东家的小孩，因为他听母亲对父亲描述了他们家的新房客。“她是个艺术家呢。”理查德森太太告诉丈夫。理查德森先生问是哪种艺术家，她开玩笑地说：“艰苦朴素的那种。”

“别担心，”她向丈夫保证，“她给了我一笔押金。”“这并不意味着她会付房租。”理查德森先生说。但他俩都知道，这点房租不算什么——楼上的房子出租，每个月的租金最多只有三百美元——他们肯定不会只靠这笔小钱过活。理查德森先生是辩护律师，理查德森太太在当地报社《阳光日报》社上班，温斯洛路的房子对现在的他们而言无足轻重，不过是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女儿小的时候投资的一点儿私产。然而，当年正是这房子的租金帮她支付了丹尼森大学的学费，后来，理查德森太太还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的时候，房租又成了她每月生活的“贴补”（这是她母亲的原话），然后她嫁给了比尔·理查德森，成为理查德森太太，两人在西克尔高地贷款买了一栋漂亮的大房子（正是如今在她眼皮底下烧掉的那一栋），又主要依靠这笔钱还清了每个月的房贷。五年前，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几个月内相继去世，她继承了温斯洛路的房子。她父母在去世的前几年早就卖掉了老房子，住进护理中心，但温斯洛路的房子得以保留，因为需要用租金支付他们的护理费，当然，现在理查德森太太之所以没有卖掉这座房子，只是想要留作纪念而已。

所以，租金无关紧要，楼上楼下加起来也不过每月五百美元，只够支付理查德森一家的度假费用。去年他们用这笔钱去了马撒葡萄园岛旅游，在那儿，莱克西的仰泳技术突飞猛进，崔普迷倒了一大群当地女孩，穆迪晒爆了皮，至于伊奇，在家人的胁迫下，她终于同意到海滩上去转转——然而衣着保守，脚上套着马丁靴，面有愠色。话说回来，即便没有这笔房租收入，理查德森家也有足够的钱度假，而正由于房租并非他们的生活必需，理查德森太太才特别介意房客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她希望自己出租房子是在做好事，父母从小就教她与人为善。他们每年都会给动物保护协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并且经常参加当地的慈善募捐，在扶轮社的无声拍卖会上，还为女儿拍下过一只三英尺高的玩具熊。理查德森太太将租房子这件事看成慈善之举，租价定得很低，虽然克利夫兰的房地产价格便宜，但好社区——比如西克尔高地——的公寓相对贵得多，她只租给那些她认为有资格租住这套房子的人——其中就包括那些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得到命运垂青的好人，这让她有种替天行道的成就感。

杨先生是她继承出租屋后迎来的第一位房客，他是来自中国香港的移民，在美国举目无亲，讲英文时磕磕巴巴，口音浓重，尽管已经来美国许多年，他的口音依然没有减弱。和他说话时，听到似懂非懂之处，理查德森太太只能点头微笑，但她觉得杨先生是个好人：他为劳雷尔学院——附近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开校车和打杂，工作十分努力。仅靠那点微薄的收入，他永远无法住进这样的好社区，只能到偏远的巴克艾路找一处不起眼的灰色小公寓，或者（更有可能）去东克利夫兰的那片绿化不足的三角地碰运气——那里经常被误认为是唐人街，房租异常低廉，到处都是被遗弃的旧房子，警笛每晚至少会响一次。况且，杨先生把温斯洛路的出租屋当成自己的房子来爱护，他会亲自修理漏水的水龙头，修补门前的水泥地，还把那个简直比邮票大不了多少的后院整治成了郁郁葱葱的小花园。每年夏天，他都会把自己在园子里种的“中国瓜”分给她，仿佛缴纳十一税，虽然理查德森太太不知道这种异国瓜果——绿玉色的皮上布满皱纹和令人不安的细小绒毛——该怎么吃，但她赞赏他的体贴。总之，杨先生正是理查德森太太想要的房客：心地善良，值得她以善良回报，也同样会感念她的善意。

为楼上的房子找租客的过程却没有那么成功，而且几乎每年都要换一次房客：第一位来租房子的是个刚刚被音乐学院聘为教师的大提琴手，第二位是个四十多岁的离婚女人，然后是一对刚从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毕业的年轻夫妇。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儿符合她心目中的理想房客的条件，然而没有一个待得久的：大提琴手应聘克利夫兰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的职位失败，黯然离开，去了别的城市；离婚女人只谈了四个月的恋爱，闪电般地再婚，和新丈夫搬进了莱克伍德的崭新公寓；而那对看上去彼此深爱的年轻夫妇，却在十八个月断断续续的争吵之后分道扬镳，先后离开出租屋，他们不仅违反了租约，还摔碎了好几个花瓶，在墙皮上留下三处摔花瓶造成的裂痕，其中一处竟然在天花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