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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

她有气无力地点点头，直起身，就势靠在墙上一口喝干了水。

“喝了好多酒？”

“够量。要是我肯定没命。”

“离死不远了。”

她拿起枕边的香烟，点上火，随着叹气吐了口烟，猛然把火柴杆从开着的窗口往港口那边扔出。

“递穿的来。”

“什么样的？”

她叼着烟，再次闭上双眼。“什么都行，求求你，别问。”

我打开床对面的西服柜，略一迟疑，挑了一件蓝色无袖连衣裙递过去。她也不穿内裤，整个从头套了进去，自己拉上背部的拉链，又叹了口气。

“该走了。”

“去哪儿？”

“工作去啊！”

她极不耐烦地说罢，摇摇晃晃地从床上站起。我依然坐在床边，茫然地看着她洗脸、梳头。

房间里收拾得倒还整齐，但也就那个程度，荡漾着一股类似无可奈何的失望气氛，这使得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一应堆着廉价家具，所剩空间仅能容一个人躺下。她便站在那里梳头。

“什么工作？”

“与你无关。”

如其所言。

一支烟燃完了，我仍一直沉默不语。她背朝着我，只顾面对镜子用指尖不断挤压眼窝下的青晕。

“几点？”她又问。

“九点十分。”

“没时间了，你也快穿衣服回自己家去！”说着，她开始往腋下喷洒雾状香水。“当然有家的吧？”

我道了声“有”，套上T恤，依然坐在床沿不动，再次观望窗外。

“到什么地方？”

“港口附近。怎么？”

“开车送你，免得迟到。”

她一只手紧握发刷，用马上要哭出来的眼神定定地看着我。我想，如果能哭出来，心里肯定畅快。但她没哭。

“喂，记住这点：我的确喝多了，醉了，所以即使有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是我的责任。”

说罢，她几乎事务性地用发刷柄啪啪打了几下手心。我没作声，等她继续说下去。

“是吧？”

“或许。”

“不过，同人事不省的女孩睡觉的家伙……分文不值！”

“可我什么也没做呀！”

她停顿一下，似乎在平抑激动的情绪。

“那，我为什么身子光光的？”

“你自己脱的嘛。”

“不信。”

她随手把发刷往床上一扔，把钱包、口红、头痛药和些零碎东西塞进手袋。

“我说，你能证明你真的什么也没做？”

“你自己检查好了。”

“怎么检查？”

她似乎真的动了气。

“我发誓。”

“不信。”

“只能信。”我说，心里大为不快。

她再没说下去，把我逐出门外，自己也出来锁上门。

我们一声不响地沿着河边的柏油路行走，走到停车的空地。

我拿纸巾擦挡风玻璃的时间里，她满脸狐疑地慢慢绕车转了一圈，然后细细地盯视引擎盖上用白漆大笔勾勒的牛头。牛穿着一个大大的鼻环，嘴里衔着一朵白玫瑰发笑。笑得十分粗俗。

“你画的？”

“不，原先的车主。”

“干吗画牛呢？”

“哦——”

她退后两步，又看了一气牛头画，随后像是后悔自己多嘴似的止住口。

车里闷热得很。到港口之前她一言未发，只顾用手巾擦拭滚落的汗珠，只顾吸烟不止——点燃吸上两三口，便像检验沾在过滤嘴上的口红似的审视一番，旋即按进车体上的烟灰盒，又抽出一支点燃。

“喂，昨晚我到底说什么来着？”临下车时她突然问道。

“很多很多，嗯。”

“哪怕一句也好，告诉我。”

“肯尼迪的话。”

“肯尼迪？”

“约翰·F·肯尼迪。”

她摇头叹息：

“我是什么也记不得了。”

下车之际，她不声不响地把一张一千元钞票塞进后视镜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