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安娜·普莱斯

佐治亚州，桑德林岛

每隔几年，甚至现在，我仍然能嗅出非洲的气味。那气味让我想要哀号、歌唱，惊雷般击掌，躺在树下，任虫子取走我体内的任何一样东西，只要它们觉得有用。

我感到无法承受。

熟的果，酸的汗，尿液，鲜花，黑色香料，以及我闻所未闻的其他那些东西——我说不清楚是何物构成了这气味；当我心无疑惧地匆匆拐过街角时，它又为何要起身与我对峙。它在这座岛上，在我们的小镇里，在一条背街的小巷中发现了我。巷子里的时髦男孩们置身于当天尚未收走的垃圾堆中，坐在楼梯井里抽着烟。几年前，它也曾在密西西比州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发现了我，我是回去参加家人葬礼的。当时，我正走在码头上，从一群老龟似的老渔夫身边经过，他们将盛着饵料的水桶摆在四周，好似举办宴饮。就在那一刻，非洲起身攫住了我。而每当我走出亚特兰大的图书馆，它也会现身而出，无缘无故地将我击得晕头转向。那感觉从我体内升腾而起，我知道，你仍在此，支配一切。你在我体内的细胞分裂时做了手脚，从此，我的身体便再也无法摆脱曾摄入的那些非洲碎片。非洲，我的一个孩子留在了那阴湿的红土之下。那是责难的气息。你在我灵魂中的驻留，使我觉得除了自己，我一无所知。

你会说，我本可以做个不一样的母亲。本可以表现得更好，看清事情的走向，因为那气息就含混在四周的空气中，那样厚实滞重。那正是基兰加赶集日的气息。每到第五天就是赶集日——不是第七天，亦非第十三天。你根本无法用诸如“礼拜六”或“月初第一天”来称呼它，但如若你用手指头来扳算的话，大拇指就是那一天。真是毫无道理，可一旦你理解了刚果就是这么运行、把一切握在手中的，那它就变得顺理成章了。每到第五天，人们便从步行距离之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出发，或拿着东西，或空手而去，出现在我们的村子里，形成绵长的队列。走来走去，讨价还价。女人们把货品放在地面上的毯子上，蹲坐着。面前摆放的或是堆成堡垒状的可乐果，或是一捆捆散发着芳香的木枝，或是回收来的瓶瓶罐罐，或是风干的动物脏器。她们一刻不停地嘟囔着，用精巧又坚韧的双手搭建或重新搭建着那金字塔般的斑驳绿橘与芒果，还有一柄柄堤坝似的硬邦邦的青香蕉。我深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在赶集日，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女人都能彼此理解。然而，我的眼睛却无法解读那些摊贩：她们用鲜艳的布头裹着脑袋，像是开派对似的喜气洋洋，却又永远愁眉紧蹙恶狠狠地面对着这世界。她们脑袋后仰，眯缝着双眼，百无聊赖；却又互相编着头发，编成让人惊异目眩的细长辫子。虽然我可以强装自己是她们的邻人，但她们对此洞若观火。我苍白无助，像一条鱼一样双目圆睁，置身于这集市的尘土之中，想要游动求生，而所有其他女人却在那熟透了的水果、干肉、汗水和香料的氛围中平静地呼吸着，她们的生命充盈着令我害怕的力量。

有那么一个日子让我始终难以忘怀。当时，我正努力不跟丢姑娘们，却只找到了利娅。我记得她穿了件浅蓝色的裙子，腰带在背后系成结。除了蕾切尔，其他孩子在平日里都是粗衣旧裙。所以这天——对我们家而言——肯定是礼拜天。碰巧，我们家的大日子与村民们的大日子撞在了一起。利娅胳膊上挽了只篮子，她是替我提着的。平常她最喜欢走在前头，此时却因负重落在了后面。其他人则走着走着就不见了。我知道拿单正不耐烦地等着我们回去，于是我招手示意利娅过来。她得穿过一排货物才能到我这儿来。她想都没想就把篮子移至左侧，迈出一大步想要跨过金字塔般的橘子堆。双胞胎中的利娅，步伐一向很稳当。我伸出手去接她，但就在她握住我手的当口，却不知怎的卡住不动了，一只脚停在了橘子堆上方，另一只脚没法跨过来。呼啦！蹲在橘子堆旁的女人跳将起来，嘶嘶地喘着气，双手像剪刀的刀刃般削过来，灼热的双眼中巧克力色的虹膜似要熔成白色，怒气冲冲地要把我烤焦。坐在条凳上的一排男人都从刚倒上的一碗碗啤酒中抬起头来，用同样乌云密布的眼神盯着我们，看着我把孩子接过去：蠢货！异类！竟然想在赶集日从一个女人的财物上跨过去。一想到我和利娅那时的处境，利娅的生殖器——谁都以为，无遮无拦的——还悬在那女人的橘子堆上，我就尴尬得要命。一对外国母女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控，却突然在他们眼里丢份儿丢得一无是处。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两者兼顾：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以及做好丈夫的妻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是他的工具，他的牲口。仅此而已。我们这些当妻子和母亲的正是这样凋亡在自己的所谓正直之下的。我也不过是那些女人中的一个：每当她们的国家通过战争征服他国时，她们便全都缄口不言，只是挥舞旗子。有罪抑或无辜，她们都输得两手空空。而所输的便是她们自己。妻子就是土地，再三易手，满身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