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启

五个亡国奴占据了金紫良先生的一所三合瓦房。金先生是有个姓名的：作过公安局的科长，和其他机关中科长科员之类的官儿；颇剩下几个钱，置买了几所小房；现在就指着几个房租，过着份不算不舒服的日子。因为官面上有不少朋友，房客们要是到日子拿不上租金，别管是有意捣蛋，还是实在手里太紧，金先生会叫巡警们替他讲话。在这一点上，金先生在“吃瓦片”的人们里是很足以自豪，而被称为人物的。

可是，五个“虾仁”硬占了他一所三合房。他不敢说“亡国奴”这三个字，所以每逢必须说到这个的时候，他把“××虾仁”的上半截去掉，作成个巧妙而无危险的隐语——“虾仁”。五个虾仁占了他的房之后，他很抱怨自己，为什么自己这样粗心，房子空闲出来而教虾仁们知道了呢？他觉得这几乎全是他自己的错儿，而虾仁们——既是虾仁们——的横行霸道似乎是分所当然的。

不过，自怨是无济于事的。假如金先生在街上被虾仁无缘无故的敲了一拳，或推了一交，那么，说声倒霉，或怨自己不小心，也就算了。白住房子可并不这样简单，不能就这么轻轻的放过去，虽然一声不出是极好的办法。虾仁们占着他的房子，卖白面，绑票儿，无所不为。这未免太“那个”一点。倒不是金先生有意阻止虾仁们干这些营生，或是以为这种营生有什么不体面；他伤心的是既然他们经营着这些事业，为什么不给他房钱？他们要是没有个营生，不拿房租也还有的可说；既是零整的发卖着白面，又有随时绑票的进款，怎么对房租还一字不提呢，他以为虾仁们作事未免有点太过火。

他想去要房钱，当然他不便于亲身去。他还是得托巡警们。这回的请托可是很柔和，与其说是请托，还不如说是商量个办法。跟虾仁们办交涉，不比和中国人对付，他体谅到巡警们的难处。他根本没希望巡警们能满应满许的马到成功，只盼着有个相当的办法，走到哪儿算哪儿，尽人事而后听天命。假若万幸朋友们真有个不错的方法，要出房租彼此平分也是好的；即使事情实在难办，或者因为半份房钱的便宜，他们也能特别卖卖力气。

他找了朋友们去。没想到他们会根本拒绝，不但不愿意给他办理，仿佛连听这种事也不喜欢听。意在言外，他们都以为他是自讨无趣似的。就是那半价房租的酬赠也没招出半点热心来。金先生心中未免有点不痛快。可是回到家中一想，他想过点味儿来：这不是朋友们不替他出力，而是他自己太没见识。比方这么说吧，他寻思着，万一这件事传到虾仁们耳朵里去，焉知他们不找上门来把他绑了走，或是一把火烧了他的房！“老金，你好不懂事！”他责备自己。再一想呢，虾仁们占据的房很多了，为什么别人都一声不出，偏偏老金长着三头六臂？想到这儿，他很感激朋友们了，幸而他们多知多懂，没给他出任何主意。真要遇上不三不四的朋友，胡说八道一阵，而被虾仁们听了去，那才得吃不了兜着走呢！

不再想这所房子就完了，他下了决心。这种从容镇静使他想出妙法。他把其余的几处房子都加高了租金。虾仁们白住了我一所房，他细心的一打算盘，我教大家每月多拿一点；大家的损失有限，可是我既不惹虾仁们生气，又能不十分在钱上吃亏。对，对的！房客们要是反对，那好办呀；我治不了虾仁们，还治不了小蝌蚪们！他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聪明可喜，自己笑了半天。

有个洋车夫来见金先生。金先生想不起自己有过这样的亲友；即使真有过这样的苦朋友，以他的身分说也不能接见，可是他又不敢不见；在公安局混过差事，他晓得穷人中也有好汉，得罪不得。在他心中，所谓好汉就是胳膊粗，力气大，蛮不讲理。他怕这样的人。他马上出来接见这个洋车夫；从地位上说，他觉得自己太谦卑；从力气上说，他以为自己是很精明。能够用势力压人，和会避免挨打，在他，是人生最高的智慧。

一看到那个洋车夫，他后悔了。他简直没有看见过这么褴褛，狼狈，泄气的车夫。这个人有四十上下岁，不高的个儿，一张长瘦的脸，两只望天儿眼睛。上身穿着蓝号坎儿，汗碱有五分厚；裤子也是蓝的，补着各色的破布，腿上还有两三个窟窿。赤着脚，张了嘴的破鞋，用麻绳儿绑着。手里提着条和地皮同色的小毛巾，敞着怀，肋条一棱一棱的挂着些鲇皮，皮上滋满了多日的黑泥。

“干吗？”金先生堵上鼻子，心里有一万个不高兴。“先生！”洋车夫的眼向上翻着，把右手按在胸口上。好象那里刺着疼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