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2007年9月初，我来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参加入学活动，那天我心情激动得无以复加，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每个细节：在Chipotle墨西哥卷饼速食店吃午餐，那是琳赛第一次在那种地方吃饭；听完新生报告会后走去我在南校区的宿舍，那里即将成为我在哥伦布的家；那天风和日丽。在辅导员的指导下，我规划了第一年的课程，每周只上4天课，而且都是早上九点半以后的。之前在海军陆战队每天凌晨五点半就得起床，所以现在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幸运不用早起。

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离米德尔敦约100英里，近到周末就可以回家看看。这么些年来，米德尔敦头一次成了我想去就去的地方。哈夫洛克（Havelock）（离海军陆战队基地最近的北卡罗来纳城市）与米德尔敦相差无几，而哥伦布则像是一座天堂般的城市。哥伦布过去是（现在仍是）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其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那座繁华的、如今成了我住处的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OSU）毕业生创起了业，历史建筑被改造为崭新的餐厅和酒吧，连最破败的社区也焕然一新。我搬到哥伦布后不久，一个好朋友刚当上当地一家广播站的宣传主管，所以我总是能了解当地时事，并对城里的盛大活动消息灵通，比如什么时候有节日庆典啦，如何坐VIP席观看年度烟火表演啦，等等。

大学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让我倍感亲切。我交了很多新朋友，但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俄亥俄西南部。我的6个室友中有5个毕业于米德尔敦高中，一个毕业于附近的特伦顿（Trenton）的埃奇伍德高中（Edgewood High School）。他们年纪比我小一些（因为在海军陆战队服过役，所以我的年龄比一般新生要大），但大多数人是我以前在家就知道的。

当时我最好的朋友都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但大部分毕业后选择留在哥伦布。无意中我正在见证一种现象，社会学家称之为“人才流失”——有能力离开生活艰难的地方的人通常都会选择离开，当他们找到能够提供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新地方时就留在那里成家立业。几年以后，我回顾自己那场有六个伴郎的婚礼，意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在去俄亥俄州立大学之前都是在俄亥俄一个小镇上长大。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在家乡以外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而且所有人都完全不想再回到家乡。

到我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海军陆战队教给我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信念已经深深植根在我心中。我去上课、做作业、在图书馆学习，回去正好和哥们儿饮酒到后半夜，然后第二天早起去跑步。我把每天排得满满当当，不过那曾让18岁的我害怕的大学独立生活现在已经是小菜一碟。几年前我还在和阿嬷纠结如何填写那些困难生救济申请表，跟她争到底“父母/监护人”一栏是填她的名字还是母亲的名字。

我们也担心，如果我没能要到鲍勃·哈梅尔（我法律意义上的父亲）的财务状况信息并提交，我就会犯诈骗罪。整个填表过程让我们俩都痛苦地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对于我们是多么陌生。我高中差点毕不了业，因为我的英语1（English I）只得了D和F。而现在我自己为自己的学费买单，而且在这所全州最好的大学里门门课都得A。我感觉自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完全掌控了命运。

我知道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要么拿出行动，要么闭嘴别发牢骚。海军陆战队不仅教会我有志者事竟成，还培养了我规划未来的能力。我想去读法学院，并知道要想去最好的法学院必须成绩优秀，并在那出了名难考的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中表现优异。当然我也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想去读法学院，只知道米德尔敦的“富孩子”都在医生或律师家庭长大，而且我不想步家人的后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要了解的，但这一点点信息至少给我指引了方向，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我痛恨欠债，痛恨那种被债务束缚住的感觉。虽然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我能报销一大笔学费，而且俄亥俄州立大学向州内学生收的钱相对少些，但我仍然需要自己承担约两万美元的开销。我在俄亥俄州议会大厦找了份工作，为一位来自辛辛那提的名叫鲍勃·舒勒（Bob Schuler）的议员工作，他人超级好。他非常善良，我也喜欢他的政见，所以当选民打电话来投诉时，我会设法解释清楚他的立场。在那儿，我看到说客来来去去，并无意中听到舒勒议员和手下在讨论一个议案会对选民有好处还是对州政府有好处，或者对双方都有利。身处体制内部近距离观察能让我对政治决策过程有全新的理解，这是看电视新闻所远不能及的。阿嬷曾经认为所有政客都是骗子，但是就我的体验而言，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适用于俄亥俄州议会的政客的，无论他们的政策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