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广播电视台的庆典活动（第3/9页）

就在离苇草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笑话小屋。每个人都可以去里面讲笑话，讲完之后按一个按钮，就会响起磁带中传出的一片笑声。一位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装置，他满头大汗，偶尔还骂上两句。“一、二、三，喂、喂、喂！”他冲麦克风说，然后按下按钮，传来一阵狂笑。有几位工作人员惊奇地停住了脚步，高泽尔曼博士喊道：“让我试试！”他钻进笑话小屋，清了清嗓子，敲敲麦克风，喊道：

“您到底是谁？我问那个早上从不问候我的、留着短胡子的男人。您不认识我吗？他说，我不就是那个早上从不问候您的、留着短胡子的男人嘛。”

诗人唐纳笑了起来，克拉拉·灿德尔也露出了微笑，因为她从这个奇特的笑话中重新认出了那位滑稽的老编辑恩斯特·高泽尔曼。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当电视台其他人都已回家，夜深人静时，他们俩还坐在他的办公室聊文学、爱情与人生。站在笑话小屋周围的人不解地盯着高泽尔曼，大家沉默不语，只有杰西卡喊道：“继续啊？”那位技工说：“按钮！笑话讲完，您得按按钮！”高泽尔曼找到按钮，按了下去，磁带中又传出一阵令人释怀的大笑。

在挂着“一切如何起步”牌子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坐着电视台第一位播音员——雷娜特·塞贝尔，如今还活着的最年长的女编辑——妇女频道的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还有快八十岁的、早已退休的儿童频道编辑海因茨·科恩。人们正在为他们化妆，然后参加11：30在此举行的研讨会“一切如何起步”。

“一股墓地味儿！”阿尔布雷希特·唐纳嘟囔着，“我们早晚也得去那儿！”克拉拉·灿德尔小心谨慎地与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打了个招呼，幸好这位没有认出她来。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当年让每一位实习生和来访者都听写同一个句子，然后由她统计出了多少错。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毫无错误地写下这个句子，它就是：

“列支敦士登公国向利比亚提供编了号的白垩粉，它们被包装在锡纸中。”现在克拉拉·灿德尔又不知道锡纸（Stanniol）这个字中有一个还是两个n了。但她至少没像多数人那样写错白垩粉或“利比亚”（Libyen），听写时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刻意噘起嘴唇，发出“Lübien”的音，结果那个y却奸诈地出现在后面[38]。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看上去就好像——尽管年事已高并退休多年——一会儿仍旧会让每一位11：30涌入的来访者听写这个句子，然后像多年前那样极具杀伤力地惊呼：“什么，编号（numeriert）这个词您写两个m？这水平还想来电视台工作。”今天她可能还得嘲弄地多说一句：“可惜正字法改革后这么写也不算错了，但是它仍旧不是正宗写法。”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从来都瞧不上改革。

曾经的儿童频道编辑坐在那儿，像块石头一般，他面色阴沉地望着地面。他是个犹太人，当年刚侥幸从集中营放出来，而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毫不隐讳从前在德国少女联盟[39]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老女纳粹！”他总是一脸蔑视地这么评价她，并避免与她打交道。可今天在广播电视台的庆典活动上，他却不得不和她一起坐在“一切如何起步”的招牌下。即使在今天这个日子，他们俩也没有共同话题。他似乎在想，是否应该讲讲，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的丈夫，也是一位儿童频道编辑，但在另一家电台，每次播音是如何用“希特勒万岁，亲爱的孩子们”开场的？

人们正在给从前的第一位电视女播音员化妆，这可不容易，因为她自从不再播音后就开始喝很多葡萄酒，这些电视台所在地附近出产的酒让她的脸发了胖，还有爆裂的小毛细血管，眼睛也肿了起来。“孩子们，我真没想到还能再次在这儿化妆！”她喊道。女化妆师叹着气说：“安静坐好，雷娜特，要不然我可化不好。”因为雷娜特·塞贝尔不光要参加“一切如何起步”的讨论，而且还得在摄像机前把当年的新闻再播送一遍。

文化之角搭建在第三演播室中：用黑色麻布包裹的木头演讲台上摆着三张黑色皮椅，皮椅前分别放着三张小黑桌，桌上分别放着三个麦克风、三瓶矿泉水和三个杯子。高泽尔曼博士、阿尔布雷希特·唐纳和克拉拉·灿德尔应该在此就座，12：30他们要拿起麦克风谈论书籍与阅读，而且尽量与听众互动。在同一间演播室里还搭起了一间50年代的起居室，为的是替一部反映50年代生活的系列片做广告。旁边正在播放《遥控操作手术》，这是科学编辑部在展示如何在电脑辅助下进行开颅手术，每个人都可以在电脑上参与一下。一辆卡车上坐着一支爱尔兰乐队，他们正在用小提琴演奏爱尔兰民俗乐曲，借助放大器传出的乐曲演奏质量让人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