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施特劳斯

交响诗《英雄的生涯》的曲作者对巴黎人来说已不再陌生。每年，我们都在科洛涅或舍维雅尔剧院的舞台上看见他高瘦的身影出现在指挥台上。他的指挥动作突兀、迫切、面部苍白而忧虑，目光清澈发亮，焦躁而敏锐；他的嘴形像个孩子，一撇唇须浅得发白，卷曲的头发像顶皇冠，扣在他又高又圆的额头上。

在此我想试着给这位古怪而迷人的伟人画一幅素描，此人在德国被公认是瓦格纳天才的传人。他居然有胆量在贝多芬之后再写出一首“英雄交响曲”，并想像自己就是其中的那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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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施特劳斯现年三十四岁（此文写于1899年——原注）。他于1864年6月11日出生在慕尼黑。他父亲是位著名的演奏家，在皇家乐团里任首席圆号手。他母亲是啤酒酿造商普邵尔的千金。他在音乐环境里成大，四岁开始弹钢琴，六岁就创作了多首小舞曲、艺术歌曲、奏鸣曲，甚至管弦乐序曲。这种音乐上的极端早熟或许同他天才中的那种狂热性格有关；这东西使他的神经总是处在紧张状态，并总是过度刺激他的大脑兴奋。在学校里，他就为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的几部悲剧谱写了合唱曲。1881年，赫尔曼·列维（Levi）让自己的乐团演奏了这位年轻大学生的一首交响曲。上大学时他花费许多时间创作器乐曲。接着彪罗（Bülow）和拉戴克（Radecke）请他去柏林演奏。彪罗非常喜欢他，让人把他带到梅宁根担任那里的音乐指导。从1886年至1889年，他在慕尼黑的宫廷剧院任音乐指导。从1889年至1894年，他在魏玛的宫廷剧院任乐队指挥。1894年他以宫廷乐队指挥身份荣归慕尼黑，并在1897年继承赫尔曼·列维的职务。最后，他离开慕尼黑前往柏林，目前是柏林皇家歌剧院乐队的指挥。

他一生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亚历山大·里特尔（Ritter）对他的影响（他因此对他感激不尽），一是他到欧洲南部的旅行。他在1885年结识了里特尔，后者是瓦格纳的侄女婿，也是音乐家，几年前刚去世。他的音乐在法国鲜为人知，虽然他写了两部著名的歌剧，《糟糕的汉斯》和《王冠归谁》，并据施特劳斯说，是头一位把瓦格纳风格引进艺术歌曲的作曲家。彪罗同李斯特的通信中经常谈到里特尔。施特劳斯说：“我在遇到他之前一直接受严格的古典传统训练；我完全生活在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世界里，并且刚开始研究门德尔松、肖邦、舒曼和勃拉姆斯。我对李斯特和瓦格纳的了解完全要归功于里特尔；是他给我讲了这两位大师的音乐和写作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他多年的教诲和善意的劝导把我造就成一名未来音乐家，使我走上一条新路，使我现在能不需搀扶独自在上面前进。他还把我引进了叔本华哲学的大门。”

他的第二个影响（南欧之旅）从1886年4月开始，并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首次访问了罗马和那不勒斯，并带回国一首题为《意大利之行》的交响幻想曲。1892年春，在得了一场急性肺炎之后，他用一年半时间游历了希腊、埃及和西西里岛。这些平静而得天独厚的国家使他流连忘返，同时懊悔不已，从此再也不能完全适应北方的天气，“北方永远是灰蒙蒙的，到处阴影憧憧，见不到阳光”（尼采语）。在四月的一个凉飕飕的日子，我在夏洛腾堡见到了理查·施特劳斯。他叹了口气对我说，他在冬天什么也写不出来，还说他向往意大利的温暖和阳光。他的音乐也感染上了这种对南方的向往，让人觉得他的精神在阴沉沉的德国萎靡不振，苦不堪言，并更向往南方的色彩、欢笑和乐趣。他像尼采梦想中的那种音乐家（见尼采的《在善与恶的彼岸》，1886年出版。请原谅我在此提到尼采，不过他的思想好像不断被反映在施特劳斯的音乐里，而且极大地启发了现代德国人的灵魂。——原注），仿佛“在耳际听到了一种更深刻、更强大音乐的序奏的鸣响，这也许是一种更难以捉摸的神秘音乐；一种超越德意志的音乐，它不像其他音乐，它不会死亡，也不会枯萎；由于它紧靠地中海地区那碧蓝和变幻无穷的大海及澄澈的天空，所以它也不会变得枯燥乏味。这种音乐也超越欧洲，即使濒临沙漠的黑暗落日也不会散失；它的灵魂接近棕榈树。这种音乐知道如何在猛兽群中生存和活动，她美丽而孤独。这种音乐的最高魅力在于她全然不知善恶。偶然地在她上面会掠过水手想回家的渴望，以及金黄色的影子和温柔的脆弱；一个人类再也无法理解的道德世界的千种色彩会从远方朝她飞来；她将向那些匆匆行路的逃亡者伸去好客和同情之手”。然而永远是北方，是北方的阴郁及“人类的一切悲哀”，精神上的极度苦恼、死的念头和专制独裁的人生，一再袭进并重压在他渴求光明的心灵上，迫使它陷入深深的思考和痛苦的内心矛盾。这样或许对他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