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九○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一只生下不久的小猫迷路走进夏目漱石的家。翌年一月发表的《我是猫》就是以这只小猫为模特的。漱石大概也没料到这竟成了他的处女作。

一九○五年,漱石三十八岁。作为初出道的作家来说,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在这之前,他只零碎写过俳句,也没有形成风格。漱石四十九岁病逝,生命不长,创作经历更短,前后不过十年。漱石又是一个很有特性、怪癖的人,创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一般说,作家写一篇长篇小说之前,要有构思的过程,有的甚至还有个小说提纲,不能什么准备也没有。说来奇特,《我是猫》成为长篇小说,却是另一种情况。

漱石是正冈子规“写生文”的崇拜者。子规死后,《杜鹃》杂志由高滨虚子主持。一九○四年十二月在《杜鹃》同人组织的“山会”上,他朗读了《我是猫》,颇得好评。《杜鹃》杂志载于新年号,立即引起广泛反响。“在下是猫。还没名没姓。”以演说姿态开始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文坛的名句。“我”的原文为“吾辈”,后来成为小说的题名。“吾辈”、“余辈”、“我辈”在初次发表的正文中是混用的,强调用猫的眼睛观察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有嘲讽的意味。因为它生来不久就被书生扔掉,冻饿不堪,命运是不幸的。后为长着两撇胡须的教师苦沙弥收养,所见的知识分子也都值得冷嘲热讽。《猫》本来只想发表一期即告结束,但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夏目漱石。他进一步让猫观察下去,二月号《杜鹃》发表了续篇,四月号发表第三篇,一九○六年八月号完成最后一章节第十一篇。小说在发表过程中就出版了单行本上编,完成时出版了中编和下编。小说的十一篇是在第一篇完成后逐惭构思的,没有严格的情节演进过程,既像抒情的“写生文”,又像结构松散的小说。作者后来说,它“没有题旨,没有结构,像无头无尾的海参似的。”

这是一篇在特殊条件下创作的特殊结构的小说。

极度郁愤是小说形成的条件,也是作家创作的动力。

一九○三年由英国回到东京后的几年,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紧张、最郁闷的一段时间。

回国后,作家和妻子镜子的关系更恶化了。漱石在夫妻关系上思想陈旧,要求妻子以他为绝对权威。而她的妻子精神却又不正常。结婚第二年镜子曾想投河自杀,漱石作俳句:“病妻室内灯昏暗,苦熬晚暮度秋天。”可以想见,一八八九年的秋季,镜子的精神病已经很严重。漱石留英期间,曾给镜子写信,倾诉自己很孤独,责怪妻子不写信。不久他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一时传说他疯了。文部省曾有“夏目漱石精神失常”、护送回国的电文。回国后,漱石常为神经衰弱而苦恼,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夫妻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他无缘无故打几岁的小孩子,一件小事也大发脾气。一次四岁长女将一枚硬币放在火盆边,漱石头脑里显现出他在伦敦时一枚硬币引起的不快,动手打了女儿。妻子怀疑他有精神病,请医生做过诊断。漱石的急躁、愤怒和越轨,反映了他对镜子的期望破灭。

回国后,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工作亦不顺利。“英国文学概说”前任教授小泉八云深受学生的欢迎,漱石接课后不为学生所容,后讲“文学论”,同样不受欢迎。他情绪低落,经常闷在讲师工作室里,绝少出门。碰上好天气,才在工作室近处的不忍池边度过。他一度想要辞职,所挣的工资也难以支撑沉重的家庭负担。

阴郁、愤懑、神经质等,必然对其处女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漱石后来说:“我对这种神经衰弱和疯狂深表感谢之意。”可见,神经最紧张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创作繁荣的时刻。

这绝不意味着《猫》的创作失掉了理性。而是说,《猫》的创作实践确实和作家的精神系统的病狂联系在一起。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其中充满离奇的想象。但它不是颠狂的疯人语,而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那境界远远高于世上哲理大家。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封建幕府垮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父亲是江户(今东京)奉行所直辖的名主,世道虽然变了,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母亲是商家的女儿,作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漱石初名金之助,不知为什么,父亲就是不喜欢,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篮子里,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九个月后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盐原也是名主,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漱石重归自家。十四岁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少年学过汉学,后学英语。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今东京一高前身)。其间,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争执不下,使他苦恼不堪。后来在小说《道草》中说:“不论从生父看,还是从养父看,他不是人,而是物品。”最终,生父付出赔偿,方告结束。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一八九○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并获文部省贷费生资格。一八九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一八九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员。一九○○年留学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