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幸福

“官僚可恶”这种说法和所谓“清正、开明、爽快”之类的说法同样是极其愚蠢、陈腐、甚至是无聊的。对于我来说，“官僚”一类人的真面目以及如何不好，是缺乏种种实感的。等闲视之或是漠不关心都接近我的想法。我甚至觉得，当官的都很霸道，仅此而已。可是，即便是民众，狡猾、肮脏、贪心、背叛之徒也不乏人在，所以这种情形应该称之为一胜一负，不相上下吧。而官僚中的大部分人反倒幼时勤奋好学，长大了立志出乡，死记硬背《六法全书》，勤俭节约，对于友人的吹毛求疵也只是充耳不闻，敬爱祖先之念深厚，在亡父的祭日里前去扫墓，还将大学毕业证书放在金色的镜框里，挂在母亲寝室的墙壁上。真可谓孝敬父母，而不友爱兄弟，不信任朋友。在政府机关工作，但求自身没有大过，不憎不爱任何人，不苟言笑，力求公平，绅士的榜样、出众、出色，稍稍逞威风也无妨。所以我对世上的所谓官僚甚至是同情的。

然而有一天，我身体稍有不适，一整天在床上恍恍惚惚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在这之前的十多年里，我从未在家中设置过这类电器，只觉得它张扬且不风雅，什么技能、机智、勇气也没有，厚颜无耻，一味嘈嘈杂杂，喧嚣无比。空袭那阵子，我从窗户探出脑袋，听着邻居广播里的一架飞机怎么了，另一架飞机又怎么了之类的报告，对家里人说：肯定不要紧。收音机仅派上了这点用场。

不，事实上收音机这东西比较贵，如果有人相赠，拿来用用也行，对于我这个除了酒、香烟和美味的副食以外都非常节俭吝啬的人来说，购买收音机什么的是一种极端的浪费。尽管如此，去年秋天，我照常在别处连续喝了两三夜的酒，傍晚惦记起家人，心里战战兢兢、忐忑不安起来。我艰难地迈着步子，好容易来到了家门口，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哗啦一声打开了大门。

“我回来了。”

清新明快地报告回家的消息，声音却总是沙哑得厉害。

“哇，爸爸回来了。”

七岁的长女叫道。

“啊，是爸爸呀，到底上哪儿去了啊？”

妈妈抱着小婴儿走了出来。

瞬间想不出合适的谎言，便搪塞道：

“这里那里，到处走走。”

“大家，都吃饭了没有？”

一边拼命地胡乱应付着，一边脱去外套，走进家中。这时，衣柜上传来了广播声。

“你买了这个？”

我因夜不归宿，无法强硬起来。

“这是雅子的。”

七岁的长女得意洋洋地说：

“是和妈妈一起去吉祥寺买的。”

“那好啊。”

父亲对孩子说得很亲切，然后转向母亲小声地说：

“很贵吧？多少钱？”

母亲回答说一千块钱左右。

“太贵了，你到底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多钱？”

父亲为了酒、烟和美味的副食，手头总是很拮据，于是向各家出版社借很多钱，家境自然贫寒，母亲的钱包里，最多也只有三四张百元纸币，这种状况是没有半点虚假的。

“连爸爸一个晚上的酒钱都不够，还说这么多钱呢。”

母亲到底愣住了，笑着这样辩解道：爸爸不在家的这些日子，杂志社的人给我们送来了稿费，于是就去吉祥寺，狠狠心把它买了下来，这个收音机是最便宜的。雅子也怪可怜的，明年就上小学了，有收音机，也能教她点儿音乐。还有我，晚上等着你回来直到很晚，缝缝补补的时候，听听广播，解解闷儿，心情是多么的轻松啊。

“吃饭吧。”

就这样我们家也有了收音机，可我依然在外面东奔西走，从收音机里获取的信息少之又少。偶尔也播放我的作品，即便这样，有时我也会一不留神错过去了。

总之一句话，我对收音机不抱什么希望。

几天前，我因生病卧床，把收音机里的所谓广播节目，从头到尾听了一遍。听着听着，我觉得这可能还是多亏美国人的指点，战前战时的那种俗气少了一些，竟变得欢快起来。不是突然响起教会的钟声，就是传来古筝的音色，或是绵绵不断的外国古典名曲的唱片声，着实富于匠心，出于不让听众腻味的殷勤，没有一刻幕间的间歇。听着听着到了中午，进而又到了晚上，竟连一页书也没能读成。这样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奇妙的内容。

这是一个街头录音。趣旨是所谓政府要人和所谓民众在街头互相发表各自的主张。

所谓民众以一种近乎愤怒的语气，激烈顶撞一个官僚。于是那个当官的就一边神秘地笑着，一边极幼稚地重复着例如研究当中诚然应该如何如何，我们是力求日本重建，官民协力的。在民主主义的社会里，根本不会做出那种极端的事情，所以，政府期待着大家的协助云云之类的话。也就是说，那个官老爷等于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所谓的民众就越发愤怒起来，唇枪舌剑，咄咄逼人。当官的也就越发盛气凌人，发出先前怪异的笑声，过分认真地反复着那既厚颜无耻又愚不可及的一般理论。民众中的一个人，终于声泪俱下地威逼起那个官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