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第3/10页）

之后是电视行业。对我来说，相当于演艺生涯就此结束。不过，声音给我带来了好处，我得到一份播音员的工作，刚开始在温尼伯，后来就回了多伦多。在过去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每个周末的下午主持一个电子音乐节目。并不像大家通常以为的那样，由我来负责精挑细选各类音乐。我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有限。不过我训练出一种令人愉快、略显古怪、富有耐心的个人特色。节目组收到大量的观众来信。有的来自老人院、盲人之家，有的来自经常开长途车的人、正在无聊的出差路上的人、白天独自在家做饭熨衣物的家庭主妇，以及正在用播种车耕作或耙松大片田地的农夫。信件来自全国各地。

等我终于退休的时候，溢美之词奔流不息。他们写信来表达他们的失落感，仿佛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甚至是家庭成员。他们的意思是，这一档固定时段的节目，让他们这一周的另外五天都感到充实。时间被填满，可靠，并且愉快，让他们不再茫然，因此他们表达真诚的，也颇为难堪的感激之情。意外的是，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只好小心自己的声音，不让自己在节目中读他们的来信时哽咽。

对节目的记忆，还有对我的记忆，迅速消失了。新的忠诚形成了。我休息得很彻底，拒绝主持慈善拍卖会，也没有发表过怀旧演说。妈妈去世的时候，已经活到了寿星的年纪。房子我没有卖，只是租了出去。现在我打算卖掉了，也已经通知了房客。我打算自己住一段时间，把这地方（特别是花园）整理出模样再说。

这些年，我并不孤独。除了我的听众以外，我还有朋友。也有女人。当然了，有些女人就喜欢和她们以为需要她们支持的男人交往—她们急不可待地带你到处炫耀，作为她们自己慷慨付出的证明。我对这些女人保持警惕。这些年，我最为亲近的女人是台里的接待员，她是个明智温良的人，和四个孩子一起生活。我们曾经觉得，等她最小的孩子离家之后，我们会搬到一起生活。但是她最小的孩子是个姑娘，她没有离开家就有了个自己的孩子。于是，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关系，都渐渐消退。我退休回到老家之后，用电子邮件和她保持联系。我请她来看我，她突然宣布说她正在准备结婚，要去爱尔兰生活。我实在是太过震惊，都被这个消息震翻了，没有问她女儿和小婴儿是不是也跟她一起去。

花园实在是又脏又乱。不过，我觉得待在花园里比待在房子里更轻松。屋子外头还是老样子，里面的变化则翻天覆地。妈妈把后头的起居室改成了卧室，食物储藏间完全改成了洗手间。再后来，为了适合房客居住，放低了顶棚，装上便宜的门，贴了几何图案的艳丽墙纸。花园就没有这么大的变化，只不过是疏于照顾。多年生长的植物仍然在野草中间蔓延。大黄苗圃有六十年或七十年历史，比雨伞还大的撕破的叶子成了它的地标。六棵苹果树还在，挂着的小苹果被虫子蛀得坑坑洼洼，是什么品种我也忘记了。我清理过的地面看起来那么微小，但清理出来的野草和树枝已经堆积如山了。必须要拖走，而且还得我自己花钱。城里不让放火烧落叶了。

以前，一个叫皮特的花匠照料我们的花园。我忘记他姓什么了。他跛了一条腿，脑袋永远歪向一边，不知道是因为事故，还是中风的缘故。他干活儿慢，但是心细，勤勤恳恳的。皮特似乎心情永远都不好，妈妈和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柔和，以示尊重，她让他留意下他照料不够的苗圃，后来这些苗圃就有了变化。他讨厌我，因为我总是在不该骑车的地方骑我的三轮车，还在苹果树底下搭我的藏身之处，大概也因为他知道我小声骂他小人皮特。我也不知道这外号从哪里来的，也许是从漫画里来的？

还有一个他叽里咕噜讨厌我的理由，我刚刚才想到，奇怪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明显都是身体遭受厄运的受害者。你可能以为这样的人有共同话题，不过通常来说，他们没有。有的事本来很快能忘记的，对方可能又提醒了。

不过，这我也不确定。妈妈把事情都安排好了，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似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情况。她声称她要在家里教我，是因为我支气管有毛病，而且一开始的两年学校闹传染病，她要保护我不受细菌感染。有没有人相信她的话，我不知道。何况，我爸爸的不友善，家里人人都有感受，我从来不觉得他是专门针对我的。

在这里，我还得重复自己的话，我要说，我觉得妈妈做得对。对一个人明显缺陷的强调、持续的刺激和成群结伙造成的压力，会把尚且年幼的我抓住，让我无处可逃。现在就不一样了。对一个像我这样忍受折磨的孩子来说，真正的危险是周围的人小题大做，卖弄爱心，而不是嘲笑和孤立。或许对现在的我也一样。那段日子也许正像妈妈一贯知道的那样，从纯粹的恶毒里感受到的，更多是生活中的活力、智慧，以及人们种种似是而非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