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6/15页）

就是在我们头回去了整洁街后，艾拉请我在韦夸希利小餐馆吃奶酪蛋糕，我们一边吃着，他一边给我讲起他在芝加哥时一起工作过的黑人。

“那处工厂位于芝加哥黑人区中心，”他说道。“工人中约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有色人种，我一直跟你说的那种生机就在此处萌生。那是我去过的唯一一处黑人与其他人绝对平等的地方。因此白人不觉得良心不安，而黑人也不会一直感到愤怒。你明白吗?升职与否仅以年资为根据——没有花样可耍。”

“你和黑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什么样?”

“就我的判断，他们对我们白人没有猜疑。一开始，这些黑人就知道电气工人联合会派到这家工厂来的白人不是共产党人就是一位相当忠实的旅游者。因此他们不觉得拘束。他们知道我们之没有种族歧视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里成年人能做的最好的了。你看到有人读报纸的话，有一半可能是《每日工人报》，位居第二不相上下的是《芝加哥守卫者》和《赛马小报》。赫斯特报系和麦考密克将阵营严格隔开。”

“可是黑人实在是怎样的呢?就个人而言的。”

“啊，伙计，是有丑陋的那类，如果你是问我这个的话。这实际是有起源的。但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只要坐电车穿过黑人区一趟就足以向任何一位头脑开放的人表明人为什么被扭曲成这些形态。我体会最深的黑人的特点是他们的热情友好。还有，在我们唱片厂里，是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在我们厂里，到处都有喇叭，放大器，有人要特别听哪首曲子——这还都是在工作时间——只需提出来就可以了。他们就唱着，摇摆着——有人抓住一个女孩就跳起来也不是不平常的事。工人里三分之一是黑人女孩。好女孩。我们抽烟，读书，煮咖啡，大声辩论，而工作就一直进行，并无停顿间歇。”

“你有黑人朋友吗?”

“当然。当然我有。有个高个子，叫厄尔还是什么的，我一见就喜欢上了，因为他看上去像保罗·罗伯逊。没多久我就发现他是和我一样的流浪工。厄尔坐有轨电车到的站和我一样远，我们就约好乘同一辆车，这是男人交往的方式，这样就有人聊聊天了。直坐到厂门口，我和厄尔有说有笑，和工作时一样。可是一旦进了厂，车上有他不认识的白人，厄尔马上就闭上嘴，我下车的时候他只说一句‘再见’。就这样。你明白吗?”

艾拉从战场带回来的棕色小笔记本里，散见于他的观察和信仰的记载之间的，是他在部队里遇到的每一位政治理念相投的士兵的名字和他们在美国本土的地址。他已经开始找寻这些人，往全国各地发信，拜访住在纽约和泽西州的人。一天，我们坐车去了枫林郊区，就在纽瓦克西边，看望前中士欧文·戈尔茨坦，他在伊朗时像约翰尼·奥戴一样非常左倾，艾拉称他是“相当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我们发现，他回乡以后，已和拥有纽瓦克床垫厂的一个家族联姻，现在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追随了过去他一度反对的一切。谈到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种族关系，价格控制，他甚至都不和艾拉辩。他只是笑。

戈尔茨坦的妻子孩子和他的岳父母下午离开了，我们一起坐在他家的厨房里喝汽水。戈尔茨坦是个瘦瘦的结实的小个头，有那种傲慢自作聪明的市井的狡猾，他对艾拉说的每件事都嗤笑讥讽。他是怎么来解释他的变节的?“我没什么判断力。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我，戈尔茨坦则说，“孩子，别听他的。你是在美国，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有最伟大的体制。当然，人民也有不幸。你以为在苏联就没有不幸吗?他告诉你说资本主义是狗咬狗的无情制度。可若不是狗咬狗的制度那还有生活吗?这个制度与生活恰恰合拍。而且正因为如此，它很是奏效。看，共产党说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每点都真实无误，而资本家说共产主义的一套也都没错。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制度有效是因为它建立在人人自私的实情之上，而他们的制度却不生效是因为它建立在人类皆兄弟的童话之上，这个童话可笑至极，他们为了让人相信就把人抓起来放到西伯利亚去。他们要让人相信手足情谊这回事，着手来控制人的所有思想，要不就是把人给枪毙了。而同时，在美国，在欧洲，共产党即使已经知道了事实真相，却仍旧继续编织这个童话。无疑，有那么一阵你不太明白。可是你不明白的是什么呢?你明白人。因此你就明白一切。你明白这个童话不可能成真。如果你非常年轻我想还可以。二十岁，二十一，二十二，过得去。可后来呢?没道理一个有平常智力的人能接受这种故事，这个共产主义的童话，而且还轻信它。‘我们要做些奇妙的事……’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兄弟是谁，不是吗?他什么都不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是谁，不是吗?他也差不多一钱不值。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这怎么可能奇妙得起来呢?甚至不需悲观主义，不需怀疑论，只是人们平常的观察能力就能告诉我们那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