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18/19页）

“一些美国艺术家的矛盾命运在于，他们渴望深刻，但又怀疑大多数深刻的东西并不存在，”厄普代克写道，“一切都是表象，且是相当虚浮的表象。”在这个表象与反映的故事中，某些人物走上了巴比特可能会选择的那条道路。他选择了那些好哥们儿的道路，但诱惑一直存在。以保罗·里斯林和塞尼卡·多恩为例，他们都是他的老同学，一个是他的挚友，另一个他虽不情愿，多少也很尊敬。

巴比特最好的朋友，多愁善感又脆弱的保罗想成为音乐家，准确来说是小提琴家，但他跟一个爱吵爱闹的姑娘结了婚，这姑娘后来变成了一个唠唠叨叨又总鄙视他的泼妇，她强迫他接手他父亲的生意：油毛毡。跟保罗在一起，巴比特就成了截然不同的一个人：温和、能照顾人，并真正关心着保罗，就像一个慈爱的哥哥。保罗是唯一了解巴比特的过往和梦想的人，巴比特曾想成为律师或者地方长官，成为穷人和受压迫者的保护人，不过这都是他跟好心又文静的麦拉结婚并成为上班族之前的事了。

一见到保罗，巴比特就“既不是睡廊里的赌气孩子，也不是早餐桌上一家的暴君；既不是莱特-珀迪洽谈时那个老奸巨猾的钱商，也不是运动俱乐部里吵吵嚷嚷的好哥们儿、爱开玩笑的人和正派人了”。他们庄严地握了握手，“笑得很腼腆，好像暌别已有三年，而不是区区三天”，他们彼此打着招呼：“喂，你怎么样，老盗马贼？”

“算还不错。你怎么样，你这个可怜的小东西？”

“我什么都很好，你这个老阔佬。”

尽管保罗和巴比特享受了一趟美妙的钓鱼之旅，有朋友的爱和支持，但他正在迅速地毁掉自己的人生。他梦想离开自己的悍妻，跟一个年老色衰的芝加哥女人发展一段婚外情，这起初让巴比特觉得很可耻。当保罗的妻子发现时，保罗试图杀了她，但只是弄伤了她，他进了监狱，之后便一命呜呼了。

渐渐地，巴比特不仅在梦中想逃离，在现实生活中也想逃离，随着故事无可挽回地向前发展，他的这种冲动变得愈加无法抗拒。在一次火车上的偶遇之后，巴比特将注意力转到了塞尼卡·多恩身上。起初他企图避开这个激进的律师，但是他渐渐意识到，多恩跟别人一样，也是个人，他喜欢跳舞，喜欢漂亮女人，不过他还喜欢看“服装行业工人在里茨旅馆开的大会，会后还有交际舞助兴。这不是很合理吗？”他这样问。

多恩让巴比特想起自己曾经的样子，他告诉巴比特，在他们学生生涯的某一个时期，巴比特和他的热忱对他来说曾是种鼓舞。多恩告诉巴比特，当时他是个“异常自由、敏锐的小伙子”。他补充说，巴比特曾告诉他自己打算做一个“律师，一无所求地为穷人打官司、对抗富人”，而他多恩，会成为一个买油画、住纽波特的“富人”。

巴比特惨痛地步了里斯林和多恩的后尘。他找到一个女人，试着去爱她，成为她世界里的一部分——那是一个叫作“大老粗”的波希米亚式团体——不料发现，她也以她的方式循规蹈矩着。接着他走了更危险的一步，他在运动俱乐部里说一些违逆众人的话，又维护那位激进律师并复述他说的话。他的朋友们开始以狐疑的眼光看他，他甚至在一次工人罢工时大胆地反对教堂并谴责了牧师的布道，这场布道的主题是“救世主如何结束罢工”。他太过张狂，以致泽尼斯最有权势的人都威胁他，如果他不改过自新，加入为了抗衡工会和工人们而成立的“良民联”，他们就让他破产，毁了他。尽管他也害怕，但他选择抵抗。此时的他受到了孤立，生意突然就不如以前红火了，蜚短流长四处都是，人们都躲着他。

巴比特的浪子回头令人惆怅的地方在于，他害怕的并非只是被那些好哥们儿摒弃，他还怕被自己的心摒弃。他对扬扬自得的妻子麦拉有一种复杂的情感，这是让他逃开又将他唤回的根本缘由。甚至在小说的开头，尽管巴比特对她态度随便又满肚子火气，但他的确感受过温柔的时刻，承认可怜的麦拉过得也并不舒心。但直到她病了，要去医院做手术了，巴比特才最终妥协了。“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漫漫长夜，婚后生活所编织成的数不尽的牢固的情结，巴比特近来排遣不去的所有愤恨，以及他好不容易才度过的精神上的悲剧，立时就变得苍白无力、荒唐可笑了。”他于是“悄没声儿地回到了她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