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第3/13页）

我父亲为我弟弟和我翻译了拉·封丹[12]的寓言集，他自己画了所有的插图；他还为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和尼扎米[13]的经典著作写了简化版。我一想到他，记得最多的就是：他花工夫跟我待在一起，与我分享快乐，好像我是他的同辈、同伴和同谋。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东西可升华的；这种举动是出于爱，也是出于尊重和信任。

从在西雅图的那家书店遇见拉明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我旅行过千万里，去的国家已逾三十二个，谈的主要还是他那天跟我说的话题。而他说得确实有道理。从2003年到2009年，也就是从我第一本书的巡回宣传到第二本的巡回宣传，我去过的许多地方都似经历了沧海桑田，抑或直接消失了：伯克利的科迪书店，费城的七个图书分馆，哈佛广场的十四家书店中的十二家，密尔沃基的海瑞·W.施瓦兹书店，以及我在华盛顿的家乡的奥尔森书店和章回书店。一开始只是独立书店，之后大的连锁书店也开始倒闭：先是鲍德书店（Borders）[我在第十八大街和L大街那儿的鲍德书店写了《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现在那里是个诺德斯特姆特卖场（Nordstrom Rack）］，再晚些时候，乔治城的巴尔内斯与诺伯书店（Barnes&Norble）被一家像洞窟似的耐克专卖店取代了——我还可以继续列下去。

并不只是书店和图书馆在消失，博物馆、剧院、表演艺术中心、艺术与音乐学校——这些让我感觉自在的地方都进入了濒临灭绝物种列表。《旧金山纪事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和我家乡的报纸《华盛顿邮报》，都停掉了周末书评板块，让书从此孤苦无依、陷入窘境，成了电视与电影的穷表亲。作为时代的标志，彭博资讯（Bloomberg News）网站最近把它的图书报道转移到了奢侈品板块上，跟游艇、运动俱乐部和红酒放在一起，好像意指书是超级富豪们的闲暇嗜好。但是，如果有一样东西，不管你富贵或贫穷他人都不能剥夺，那它必定是梦想的机会。

2008年12月一个极度寒冷但阳光明媚的清早，我在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的移民服务办事处做了效忠宣誓，然后终于成了美国公民；远在这之前，我就经常问自己，是什么，把一个你本来只当作居住地或者避难所的国家，当成了家？是什么时候“他们”变成了“我们”？当你把一个地方叫作家，你就不会像客人或者参观者那样对它只有偶然的好奇。你关心它的好和坏。你想知道，为什么事物是这样而非其他样子？你想改善这个地方，想改变它，想让自己的不满为人所知。而我的不满够多了，那时我就知道我该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了。

当开国元勋们构想这个新国家的时候，他们了解到，公民的教育对于他们民主事业的健康非常关键。在那个年代，只为谋生而工作的男人不会想着去适应公共生活，而博雅教育对于所有立志步入新共和国政治阶级的人都非常关键。随着时代发展，政治成了一项更加需要辩论的事业，一个新的政治阶级诞生了，而那些平时对西塞罗和塔西佗[14]只是读着玩的有教养的绅士农民没什么时间了。开国元勋们自然希望有一天，所有美国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有机会去读西塞罗和塔西佗。新民主的意义不仅是选举，而且是让大多数公民能够得到此前只被少数人享有的东西。他们建了博物馆、图书馆和学校来拓宽这个民主理想。杰斐逊终其一生都在收藏书籍，他把许多藏书都捐给了国会图书馆，并放话说美国是唯一一个有农民读荷马的国家。“生于美国的人不能读书或写字的概率，”约翰·亚当斯说，“跟彗星或地震出现的概率一样小。”

我时常在想，美国人对思想与想象力的尊重日益匮乏，而其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贫富的差距不只反映在总裁们和他们的员工之间的收入鸿沟上，而且反映在教育的高昂费用上，公立与私立学校不可思议的分化让政策制定者所有文采斐然的演讲都变得更加阴险和虚伪，反正他们大多数人都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了，正如他们自己享受着人民公仆这份工作的利益和特权一样。那些能交得起私立学校学费的人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在教室里失去接触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机会：他们如今是更受佑护的，不用去承受效率教条，而后者一直在彻底地重新制订公立学校的课程表。

有人说，美国的学生在阅读和数学上都落后了；在一次次的考试中，他们的成绩比大多数的欧洲学生都低（他们处于立陶宛的水平），而一次又一次，考的都是答案，没有人试着调动他们的好奇心——这种方法枯燥且粗暴，它只能造成惨淡的结果。因此只能从不需要测验的“软”科目里省资源。音乐老师不是被开除就是被替换下来；艺术课悄悄地从课程表上撤掉了；历史被简化、做道德评判，别想学到、记住任何史实；学生们不再阅读短篇、诗歌和小说，对他们的阅读要求是火车时刻表和环保局报告，后者的术语甚至都可以让最坚定的环保人士打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