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诗人在奔跑

在每个诗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他挣脱了他的母亲，开始逃跑。

不久前，他还在顺从地朝前走，他的姐姐伊莎贝尔的维塔利走在前面，他和弟弟弗雷德里克排在后面，他的母亲象一个军事指挥官走在最后。年复一年，她就是这样使她的孩子们在沙勒维尔[1]的大街上列队行进。[1]法国阿登省城市，兰波的家乡。

当他十六岁时，他第一次挣脱了她的控制。警察在巴黎抓住了他。他的老师伊泽蒙巴德和伊泽蒙巴德的姐妹们（是的，就是在他头发里捉虱子的那几个女人）收容了他几个星期。然后他的母亲来领他回去，打了他一耳光，接着在他们冷冷的拥抱中，她的双臂再次搂住他。

但阿瑟·兰波继续逃走，一次又一次，一个颈圈牢牢地拴住他的脖子，一边逃跑一边写诗。

这一年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炮声在沙勒维尔回响，这样的形势特别有利于逃跑；抒情诗人们怀旧似的被战斗的枪声吸引住了。

他那有着畸形大腿的矮小身躯穿上了轻骑兵的服装。十八岁的莱蒙托夫成了一个士兵，逃离了他的祖母和她那令人厌烦的爱。他用揭示人们灵魂的笔来交换打开世界之门的手枪。因为如果我们把一颗子弹送进另一个人的胸膛，就好象我们自己进入了这个胸膛，而另一个人的心脏——就是世界。

自从他从母亲的怀里挣脱出来后，雅罗米尔就一直在跑，他的逃跑后面同样跟着战斗的回响。它不是隆隆的枪炮声，而是政治大动荡的吼声。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士兵仅仅是装饰品，真正的战斗在别处。雅罗米尔一直在勤奋地参加政治学系的学习。他已经停止了写诗。

革命和青年紧紧地联合在一起。一场革命能给成年人什么允诺呢？对一些人来说，它带来耻辱，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带来好处。但即使这一好处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仅仅对生活中糟糕的那一半有影响，除了它的有利外，它也需要变化无常，令人精疲力尽的活动，以及固定习惯的大变动。

青年的境况要好得多：他们没有罪恶的负担，革命可以接受所有的年轻人。革命时期的变化无常对青年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受到挑战的正是父辈的世界。刚刚进入成熟的年龄，成人世界的壁垒就哗啦啦倾塌了，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

1948年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在捷克大学里，共产党员教授只占少数。因此，如果革命要保证它对学术界的影响，就不得不把权力交给学生。雅罗米尔积极参加了青年委员会的活动，在大学考试期间，他担任了这个组织的监考人员。他向政治委员会提交有关教授们考试方法和他们政治观点的报告，结果受到考查的实际上是教授而不是学生。

但是，当雅罗米尔向委员会汇报时，他同样受到了严厉的考查。他不得不回答那些严肃热情的年轻党员提出的问题，他希望找到能使他们满意的言词：当年轻人的教育处在利害攸关的时候，妥协就是犯罪，具有陈腐观点的教师是过时的，未来将完全是崭新的，否则就根本不是未来。那些一夜间就改变了观点的教师是不可信任的；未来将是纯洁的，否则它将是可耻的。

如果雅罗米尔已成了一名可以影响成年人命运的热情的工作人员，我们还能坚持说他在逃跑吗？他不是仿佛已经跑到终点了吗？

一点也不。

当他只有六岁时，他的母亲就已经把他放在比他同学小一岁的位置上了。他现在还是小一岁。当他正在汇报一个教授的资产阶级态度时，他的心思并没有在这个题目上面。

确切地说，他急切地在审视那些正在听他讲话的年轻人的眼光，观看他自己的形象。正如他从浴室的镜子里审查他的微笑和头发一样，他从听者的眼光中检查他的话是否坚定有力，是否具有男子气概。

他总是被一堵镜子的墙围住，看不到那一边。

成熟是不可分割的；它要么是完整的，要么就根本不存在。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只要雅罗米尔仍旧是一个孩子，他对考试的监考和对教授情况的汇报将仍然是一种逃跑的方式而已。

他继续在逃跑，可他不能甩脱她，他同她一道用早餐和晚餐，对道晚安和早安。每天早晨，她都要给他一个购物袋。玛曼并不在乎这个平凡的家庭象征物很不适合这位教授思想的监督者，她派他每天去市场购买东西。

瞧：他走了，沿着我们在前一章　开头看到他行走的那同一条街道，当时他看见一个迷人的女人朝他走来，他的脸就红了。几年过去了，雅罗米尔仍然爱脸红，母亲打发他去的那个商店有一位穿白色衣服的姑娘，他害怕遇到她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