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早晨醒来，我走到窗户边，朝外张望。天气已经转晴，山间的雨雾已经消散。外面窗户下，停着几辆大车，还有一辆公共马车，篷顶的木条历经风雨的沧桑，已破裂而叉开。这马车在使用汽车巴士之前，肯定就已经废弃在此。一头山羊一跃而上，跳入一辆大车，然后又跳到马车的篷顶。它向下面的其他山羊拉了拉脖子，我向它挥了挥手，它便跃了下来。

比尔还在酣睡，我穿上衣服，在外面走廊上穿好鞋子，走下楼梯。楼下没有声响，我便拉开了门闩，走了出去。大清早外面有点凉意，风停歇之后，降下了露珠，太阳这时还没有将露珠晒干。我在旅店后面的棚舍寻了一圈，找到了一把鹤嘴锄，沿着溪流而下，想去挖一些蚯蚓做鱼饵。溪水浅浅的，清澈极了，不过看上去不像有鳟鱼藏身。溪水岸边绿草青青，土壤湿润，我挥下鹤嘴锄，刨松了一块草皮。下面有几条蚯蚓。我拎起草皮，它们就溜走了，我又仔细地挖了一下，挖出了好多条。我就在这湿地边挖了几下，便装满了两个空烟草盒，在蚯蚓上撒了点泥土。那群山羊就看着我挖蚯蚓。

我回到旅馆，那女人正在厨房，我叫她给我们准备咖啡，还告诉她我们想在店里吃午餐。比尔已经醒了，坐在床边。

“我在窗子口看见你了，”他说，“不想打搅你。你在那儿干吗呢？掘地埋宝吗？”

“你这懒虫！”

“为我们共同福祉奋斗？太好了。我真想你每天早上都那么做。”

“好了，”我说，“起床。”

“什么？起床？我才不起床呢。”他又钻进了被窝，把被单一直拉到下巴。“你再试试，看能不能说服我起床。”

我继续找着渔具，把它们通通放进渔具袋中。“你没兴趣？”比尔问。

“我下楼吃饭去了。”

“吃饭？你刚才怎么不说吃饭？我还以为你喊我起床是闹着玩呢。吃饭？太好了。你现在才算会讲道理。你再出去多挖点蚯蚓吧，我马上就下去。”

“唉，见鬼去吧！”

“为了大家的福祉嘛！”比尔穿上了内衣裤。“有点反讽精神和怜悯心好吗？”我带着渔具袋、渔网和鱼竿盒走出了房门。

“喂！回来！

“我把头探进了房门。

“你不是要我有点反讽精神和怜悯心吗？”我朝他做了个轻蔑的动作。

“这哪是反讽？”

我走下楼的时候，听见比尔唱了起来，“反讽精神和怜悯心。当你感觉到……噢，给他们点反讽精神，给我们点怜悯心；噢，给他们反讽精神吧。当你感觉到……只要一点反讽精神，只要一点怜悯心……”他一直唱着，直到来到楼下。那调子变成：“那铃声为我和我的姑娘而鸣。”我正在读一张一个星期前的西班牙报纸。

“你反讽精神和怜悯心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什么？你连《反讽精神和怜悯心》这首歌都不知道？”

“不知道。这是谁编的？”

“人人都在传唱啊。在纽约大家都对这首歌着迷，就如同以前人们追捧法塔里尼三兄弟小丑组一般。”

女孩端着咖啡和奶油吐司走了进来。或者，更准确点说，那是一块烘烤过然后抹上奶油的面包。“问问她有没有什么果酱，”比尔说，“话说得有点反讽精神。”

“你们有果酱吗？”

“那可不是反讽。我真希望我会讲西班牙语。”

咖啡不错，我们是用大口的碗喝的。女孩用一个玻璃盘子盛着些覆盆子果酱拿了过来。

“谢谢你。”

“嘿！不是这样，”比尔说，“揶揄两句。挖苦两句普里莫·德里维拉。”

“我可以问她。他们在里夫山脉里面放了什么果酱。”

“不好，”比尔说，“非常不好。你不会玩反讽。就是不会。你根本不懂反讽。你也没有怜悯心。要不说点值得怜悯的东西。”

“罗伯特·科恩。”

“还不错。好多了。现在说说，科恩为什么值得怜悯了。说得反讽一点。”他大口大口地喝着咖啡。

“噢，可恶！”我说，“一大清早就干这无聊事。”

“你又来这套。你还声称自己要当作家呢。我看你只是个报社记者。还是一个流亡国外的报社记者。你一起床，就应该说反讽的话。你一睁开眼睛，就应该满嘴怜悯的话。”

“继续，”我说，“谁教会你这套的啊？”

“大伙都这样。你不看书读报吗？你从没见过别人这样？你明白自己的身份吗？一位流亡人士。你为什么不住在纽约？如果你住纽约，你就会知道这些东西了。要不然你想要我怎样？每年来一次，告诉你这些？”

“再喝点咖啡。”我说。

“行。咖啡对人有好处。咖啡里面有咖啡因，咖啡因，我们来了。咖啡因将男人送上女人的马背，将女人送进男人的坟墓。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你是个流亡者。最可悲的那种。你有没有听过？离开祖国的人写不出值得印刷的作品，甚至都不堪在报纸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