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送给我一顶有红带子的平顶羊皮帽……”

卓娅·瓦西里耶娃,十二岁。

现在是一名专利学工程师。

战争前,我拥有多少欢乐啊!多少幸福啊!是它们拯救了我……

我考入了我们的歌舞剧院下属的舞蹈艺术学校。这是所艺术实验学校,选拔最富有天分的孩子。著名的莫斯科导演伽里佐夫斯基为我写了推荐信。1938年,曾经在莫斯科举办过体育爱好者的盛大检阅仪式,我被选中,我们代表明斯克少年宫被派往莫斯科参加会演。空中放出许多蓝色和红色的气球……我们列队前行……伽里佐夫斯基是这次检阅仪式的导演,他发现了我。

过了一年,他来到明斯克,找到我,给人民演员、我们白俄罗斯的著名人士季娜伊达·阿纳托利耶夫娜·瓦西里耶娃写了一封信……这段时间,她正在组建舞蹈艺术学校。我拿到信,很想读一读,看上面写的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允许自己这样做。季娜伊达·阿纳托利耶夫娜住在“欧洲”宾馆,离音乐学院不远。我这都是隐瞒了父母去做的,我急急忙忙走出家门,没顾得上穿袜子,跑到街上,只穿了双凉鞋,没有来得及换。如果我换上件过节才穿的衣服,妈妈会问:“你去哪儿?”父母不想听任何与芭蕾舞有关的事,他们是绝对不同意的。他们也不容别人反驳。我把信交给季娜伊达·阿纳托利耶夫娜,她读完信,说:“把衣服脱了。让我来看看你的手臂和双腿。”我吓得僵住了,我怎么能现在马上脱掉凉鞋呢?我的双脚那么脏。显然,从我脸上的表情,她看明白了。她给了我一条毛巾,挪了一把椅子到洗手池前……

我被舞蹈学校录取了,二十个人只留下了五个。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经典作品、节律运动学、音乐……我是多么高兴啊!季娜伊达·阿纳托利耶夫娜很喜欢我。我们大家也都很爱她,她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的上帝,世界上没有人比她再美丽了。1941年,我已经参加芭蕾舞剧《夜莺》的表演,在第二幕中跳哥萨克舞。我们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白俄罗斯艺术十日会演,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在我们舞蹈艺术学校的首演芭蕾舞剧《小鸡》中,我还扮演过小鸡,剧中有一只母鸡妈妈,而我是最小的雏鸡。

在莫斯科十日会演结束后,我们被奖励去博波鲁依斯克郊外的少先队夏令营度假。在那里,我们还表演了芭蕾舞剧《小鸡》。人们许诺要给我们制作一个大大的蛋糕来犒赏我们。6月22日那天,人们烤制了蛋糕……

作为和西班牙的友好象征,当时的我们都戴着船形帽,这是我最喜欢的头上装饰物。当孩子们叫喊:“打仗了!”我立刻把它戴上。可在去明斯克的路上,我把它给弄丢了……

回到明斯克,妈妈在门口拥抱了我,然后,我们跑到车站。在飞机轰炸下我们失散了。我没有找到妈妈和妹妹,我自己一个人坐上了车。早晨火车停靠在了克鲁普卡赫,不再前进。人们下车,走进村子里的人家,而我很害羞,因为没有妈妈,只有我一个人。傍晚,我鼓足勇气走近一户人家,请求人家给点水喝。他们给了我牛奶。我从杯子上抬起头,看着墙壁,发现上面——是我年轻的妈妈,穿着洁白的婚纱。当我喊出“妈妈”时,老爷爷和老奶奶开始询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叫什么名字?”这样的奇遇只能在战争中发生——我巧遇了自己的叔祖父,爷爷的弟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当然,他再也不让我离开了。真是奇迹啊!

我在明斯克跳“小鸡舞”,现在我却需要照看它们,为了不让鹰隼把它们叼走。小鸡——我还无所谓,可是我怕鹅。我害怕一切东西,甚至害怕公鸡。我鼓起勇气,赶着鹅去放牧。公鹅非常聪明,它知道我怕它,嘎嘎叫着,从后面用嘴巴啄我的衣服。我必须在我的新朋友们面前使出各种招数,他们从小就不怕鹅,不怕公鸡。我还很害怕雷雨。如果我看到下起暴雨,连想都不想,就跑进第一户遇到的人家。没有比打雷更可怕的声音了。要知道我是经历过大轰炸的……

我喜欢农村里的人们,他们善良,他们都称呼我“孩子”。我还记得,我对一匹马很感兴趣,喜欢赶着它,爷爷允许我这样做。它打着响鼻,甩动着尾巴,最主要的——它很听我的话:用右手一扯,它就知道,应该往右转弯,如果是向左一拉缰绳——它就会往左。

我请求爷爷:“你骑马带着我去找妈妈吧。”

“等战争结束了,到那时我再带你去。”

爷爷整天皱着眉头,很严厉。

我制定了逃跑计划,女伴把我送到了村子外。

在车站,我爬上一列取暖货车,被赶了下来。我又爬上了一辆不知干什么的汽车,坐在角落里。想起来就后怕:一个德国男人和女人坐上了汽车,还有一个伪警察跟着他们,我坐在那里,他们没有碰我。一路上问我:“在哪里上学?上完了几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