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

瓦丽娅·科日阿诺夫斯卡娅，十岁。

现在是一名工人。

童年的记忆……童年的记忆里只剩下了恐惧，或是某些美好的东西……

我们的家离军队医院不太远。医院被炸了，我看见，伤员们连同拐杖一起从窗口跌落下来。我们的房子也着火了……妈妈冲进火海，叫喊着：“我要拿些孩子的衣服。”

我们的房子烧毁了……我们的妈妈也烧死了……我们跑过去追她，人们赶上我们，紧紧抓住：“孩子们，妈妈已经救不出来了。”人们往哪里跑，我们就跟着往哪里跑。死尸遍地……许多受伤的人在呻吟，请求帮助。可是，谁能帮他们呢？我吗——十一岁，妹妹——九岁。我和她走散了……

我们是在明斯克郊外的奥斯特罗什茨基镇的孤儿院重逢的。战前，父亲曾经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参加少先队夏令营。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德国人把夏令营改造成了孤儿院。一切既熟悉又陌生。那些天我们一直在痛哭，一直在流泪：我们都失去了父母，我们的房子都烧没了。保育员都是些上年纪的女人，规规矩矩的德国人。过了一年……我觉得，是过了一年……开始从我们中选人送到德国去。他们不是按照年龄挑选，而是按身高，我呢，很倒霉，个头高高的，就像父亲，而妹妹，像妈妈，个头很小。开来了几辆汽车，周围都是持枪的士兵，把我们赶上车，妹妹叫喊着，被人拽到了一边，向脚下射击。不让她靠近我。就这样，我们又被分开了……

车厢。挤得满满当当的……整个车厢里都是孩子，没有一个超过十三岁的。第一次我们停靠在了华沙。没有人给我们水喝，没有人给我们东西吃，只有一个不知是谁的老头走进车厢，带着一口袋卷着的纸条，上面用俄语写着祈祷词“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给每个人发了一张这样的纸条。

过了华沙后，火车又行驶了两天。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检疫站的地方。所有孩子都被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不论是男孩、女孩，站在一起，我因为害羞，哭了。女孩们想挤到一边，男孩子们想到另一边，但是被他们轰赶到了一堆，赶到水龙头下……水冰凉冰凉的……散发着陌生的气味，后来再也没有闻到过，我不知道里面添加了消毒药剂。什么都顾不上了：眼不是眼，嘴不是嘴，耳朵不是耳朵——给我们一个个进行体检，然后发给了我们和病号服一样的条纹裤子和上衣，脚上穿的是木制的凉鞋，胸前都挂着一个写着“Ost”的小铁牌。

他们把我们赶到外面，排成一列像尺子一样笔直的横队。我想，这是要把我们运送到哪里去吧，可能是去某个集中营，后面有人小声说：他们要把我们卖了。一个年老的德国人走过来，选中了我和另外三个女孩，给了我们些钱，指了指铺着麦秸的大车：“你们坐到上面去！”

我们被带到了一个不知名的田庄……一栋非常高大的房子，环绕四周的是一座古老的公园。我们住进了板棚，一半的地方养着十二条大狗，另一边，就是我们。我们立刻被命令到田间去干活——收拾那些石头，别让它们弄坏了犁和播种机。需要把石头码到一边，码得整整齐齐。可我们穿的是木凉鞋，弄得脚上泥泞不堪。给我们吃的都是馊臭的面包和脱脂的牛奶。

有一个小姑娘没有坚持住，死了。她被放到马背上，驮到了森林里，什么也没有穿，直接就这样埋了。木凉鞋和条纹上衣带回了庄园。我记得，她的名字叫奥丽娅。

那里有一个很老很老的德国人，他为主人喂狗。他俄语说得很差，可经常对我们说，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住：“挺住，希特勒完蛋，俄国人胜利。”他走到鸡笼子前，偷几个鸡蛋放在帽子里，藏在自己的工具箱中——他在庄园里还做木匠活儿。他手里拎着斧头，像是去干活的样子，把箱子放到我们身边，观察着四周，冲我们挥手，让我们快点把鸡蛋吃掉。我们喝完鸡蛋，把蛋壳埋进土里。

两个塞尔维亚小男孩招呼我们过去，他们也在这个庄园里干活。和我们一样，当奴隶。他们说出了自己的秘密……他们说，他们有个计划：“我们应该逃跑，不然的话都会死，像奥丽娅一样，埋到树林里，再把我们的木凉鞋和上衣拿回来。”我们很害怕，但是他们向我们保证。是这样的……庄园后面有一片沼泽地，早晨我们悄悄靠近了那边，然后跑走了。我们往太阳升起的方向跑，向着东方。晚上我们就钻进灌木丛中，睡着了，大家都很累。早晨睁开眼，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青蛙的叫声。我们起身，用露水擦了把脸，又向前走。走了没多久，就看到前面有一条公路，应该穿越过去，对面就是茂密而美丽的森林。我们就能得救了。一个男孩趴下，观察着公路，喊叫了一声：“快跑！”我们都跑到公路上，可是从森林里迎面开出来一辆装着武器的德国汽车。敌人迅速包围了我们，开始痛打那两个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