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半勺白糖。”

艾玛·列维娜,十三岁。

现在是一名印刷厂工人。

在那一天,距离我的十四岁生日还剩下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不!我们哪儿也不去,哪儿也不去。这全都是你们给我瞎编出来的——战争爆发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撤离城市,战争就会结束的。我们不走!不——走!”我的爸爸这样说。他是1905年入党的老党员,不止一次蹲过沙皇的牢房,还参加了十月革命。

但是,不管怎么说,必须得撤离。给窗台上的花好好地浇了一遍水,我们家养的花很多,遮掩住了窗子和门口,只留下通风的小窗洞,方便小猫能够自由地进出。随身带上了生活必需品。爸爸向大家保证:过几天我们就会回来的。可是,明斯克被烧毁了。

没有跟我们一起走的只有二姐,她比我大三岁。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她的任何音信,非常挂念她。这时我们已经被疏散了……到了乌克兰……我们收到了二姐从前线寄来的一封信,后来,接二连三地都能收到她的信。稍晚些时候,我们还收到了部队指挥部寄来的感谢信,对她的卫生指导员工作进行了表扬。这封感谢信妈妈谁没有给看过啊!她为女儿骄傲。集体农庄主席为此奖励给我们一公斤做饲料的面粉。妈妈烙了好吃的小饼请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干过各种各样的农活儿,尽管我们都是城里人,还饿着肚子,但是我们干得很好。大姐在战前是一名法官,她学会了开拖拉机。但是哈尔科夫很快也遭到了轰炸,我们又继续撤离。

在路上,我们已经知道了,要把我们运送到哈萨克斯坦。和我们坐在同一个车厢里的有十个家庭,有一家有一位怀孕的女儿。火车遭到轰炸,飞机飞掠过来,谁也来不及跑出车厢。突然,我们听到叫喊声:“孕妇的腿被炸断了。”这种恐惧直到今天还残留在我的记忆里。女儿开始生产……她的父亲为她接生。这一切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轰隆声、血迹、脏东西,孩子生了下来……

我们从哈尔科夫出发的时候还是夏天,但到了我们的终点站却已经是冬天了。我们到达了哈萨克斯坦草原。没有了敌人对我们的轰炸,没有了扫射,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习惯。不过,我们还有一个敌人——虱子!大个儿的、中不溜的、小个儿的!黑色的、灰色的!各种颜色应有尽有。但都一样贪婪,白天黑夜地不让人平静。不对,我说错了!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它们咬得不是那么厉害,它们表现得稍微平和一些。但是我们刚刚进了家门……我的天啊,它们就开始胡闹了……我的天啊!我的后背和手臂上都被咬破了,起满了脓疱。等我脱下上衣,我才感觉轻松些,可我再没有别的衣服穿了。不得不把上衣烧毁了,它已经爬满了虱子,我用报纸把自己包起来,我穿着报纸走来走去,我的上衣是用报纸做成的。女主人用那么滚烫的热水给我们洗澡,如果是现在,用这样的热水洗澡,我非烫掉一层皮不可。可在当时……真是觉得幸福啊——热水,烫乎乎的!

我们的妈妈是一位出色的家庭主妇,厨艺相当不错。只有她才会那样做黄鼠肉,让人可以吃下去,尽管人们认为黄鼠肉不太好吃。黄鼠肉摊在桌子上……隔老远就能闻到它恶心的味道,独一无二的令人讨厌的气味。可是,我们家没有别的肉可吃,什么都没有。于是,我们就吃这些黄鼠肉……

我们家旁边住着一位非常好、非常善良的女人。我们家的所有不幸她都看在了眼里,她对妈妈说:“让您的女儿帮我做些活计吧。”当时我已经非常虚弱了。她去田间劳作,我和她的小孙子留在家里,她指给我,孩子躺在那里,让我喂喂他,自己也吃些东西。我走到饭桌前,看着食物,却不敢动它们。我觉得,如果我拿什么吃的,它就会立刻消失,就像是在做梦。不仅仅是吃的东西,我甚至不敢用手指去碰一下小娃娃——这些千万别消失了啊。我最好只是看着,久久地看着,或者从侧面,或者从后面,走近了看。我的眼睛害怕闭上。就这样一整天一点东西没往嘴里放。而这位女主人家里有奶牛,有山羊,有鸡。她给我留下了黄油、鸡蛋……

女主人傍晚回到家,问我:“吃东西了没有?”

我回答:“吃了……”

“喏,回家吧。这个给你妈妈带回去。”她给了我一个面包,“明天你再来吧。”

我回到家,这个女人——立刻跟在我的后面。我害怕了——是不是她发现家里丢什么东西了?而她亲吻着我,哭着说:“你怎么这样啊,小傻瓜,什么都没吃啊?为什么所有东西还在那里搁着?”她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