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来的就是这个小姑娘……”

妮娜·雅罗舍维奇,九岁。

现在是一名体育老师。

家里所有人都为这件大事激动不安……

傍晚,大姐的未婚夫来向大姐求亲。大家讨论到深夜,什么时候举办婚礼,新婚夫妇去哪里登记结婚,邀请多少客人。而一大清早,父亲就被叫到了兵役委员会。一个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战争爆发了!妈妈惊慌失措:怎么办啊?我只想着一件事:忍过这一天就行了。还没有一个人跟我解释,战争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许会延续很长时间。

正是夏天,天气炎热。我想到小河里洗澡,可妈妈把我们叫到一起,准备上路。我还有一个哥哥,刚把他从医院里接回来,他的一条腿做了手术,他回来时拄着双拐。妈妈说:“大家应该一起走。”往哪里走?谁也不知道。走了大约五公里,哥哥一瘸一拐,哭了。能拿他怎么办呢?我们又返了回来。父亲在家里等着我们。那些去了兵役委员会的男人都回来了,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地区中心——斯卢茨克市。

敌机飞来进行了第一次轰炸——我站着,注视着炸弹,直到它们落到地上。有人提醒说,应该张开嘴巴,要不然耳朵会被震聋。于是,我就张着嘴,捂住耳朵,但仍然听到那些炸弹飞落的声音、呼啸的声音。这简直太可怕了,不仅脸上的肌肉,就连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我家院子里挂着一只水桶。当一切安静下来,摘下它,数了数上面,一共有五十八个窟窿眼儿。水桶是白色的,他们从高处以为这是一个蒙着白色头巾的人,于是他们就开枪扫射……水桶吸引了他们的视线……

第一批德国人是坐着大汽车来到村子的,汽车上装饰着白桦树枝。我们这里举办婚礼的时候,也会这样装饰。折来好多桦树枝扎花车……我们透过篱笆悄悄偷看他们,那时候没有院墙,只有篱笆。从柳茅子后面窥探……看起来,他们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我想看看,他们长着什么样的脑袋?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预感,他们都长着不是人类的脑袋……已经有传言,说他们会杀人,会放火。可他们坐在汽车上,说笑着,心满意足的样子,皮肤晒得黝黑黝黑的。

清晨,他们在学校的院子里做早操,冲冷水澡。他们卷起袖子,坐上摩托车——就出发了。

几天之内,在村后的牛奶厂附近挖了一个大坑,每天早晨五六点钟从那里都传来射击声。那里的射击一开始,连公鸡都不啼叫了,吓得躲藏起来。傍晚的时候,我和父亲赶着大车从那里经过,在离大坑不远的地方,他拉住了马的缰绳。“我过去一下,”他说,“我去看看。”他的堂姐在那里被枪杀了。他走过去,我跟在他的后面。

突然父亲转过身,挡住我,不让我看到那个大坑:“你回去,你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只看到,我迈过的一条水沟,里面流的水是红色的……一群乌鸦腾空飞起。那么多的乌鸦,我尖叫了起来……这之后的几天里,父亲不能吃东西。他看见一只乌鸦,就跑进屋子,浑身发抖……像发疟子一样……

在斯卢茨克的公园里吊死了两位游击队员的家人。天寒地冻,吊死的人都被冻得硬邦邦的,每当刮风时,他们就被吹得摇摇晃晃,嘎吱嘎吱作响。嘎吱嘎吱的,就像森林中冻僵的树木……这种声音……

当我们被解放后,父亲去了前线,他跟着队伍出发了。他不在家的战争期间,妈妈给我做了第一条裙子。裙子是妈妈用包脚布给我缝制的,包脚布本来是白色的,她用墨水染了染,一条袖子染得颜色不太好。我很想把自己的新裙子给女伴们看看。于是,我就侧身站在栅栏边,袖子染得好的一边朝外,把染得不好的一边藏在里面。我觉得,自己打扮得是这么漂亮,这么美丽!

学校里,坐在我前面的小女孩叫阿妮娅。她的父亲和母亲都去世了,她和奶奶住在一起。她们是难民,是从斯摩棱斯克逃难来的。学校给她买了大衣、毡靴和锃亮的胶皮套鞋。女老师拿来,把所有东西都给她放到了课桌上。我们悄无声息地坐着,看着,因为我们中间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毡靴、这样的大衣。我们都很嫉妒她。有一个小男孩撞了阿妮娅一下,说:“瞧你多幸运啊!”她倒在地上,哭了起来,抽抽噎噎地哭了四节课。

父亲从前线回来了,大家都赶来看望我的爸爸,也看望我们,因为爸爸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第一个前来的就是这个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