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漂亮的德国玩具……”

泰萨·纳斯维特尼科娃，七岁。

现在是一名教师。

战争之前……

就像我记得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幼儿园、早晨的表演庆祝会、我们的院子、男孩和女孩。我读了很多书，害怕蚯蚓，喜欢狗。我们住在维捷布斯克^{8，爸爸在建筑企业工作。我记得童年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在德维纳河里爸爸教我游泳。}

后来，我上了学。学校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非常宽阔的楼梯、透明的大玻璃窗，那么多的阳光，那么多的快乐。当时心中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生活就是节日。

战争最初的日子，爸爸去了前线。我记得在火车站上为他送行……爸爸一直在对妈妈说，他们会赶跑德国人，但是他希望我们能够转移到后方。妈妈不明白，问为什么。如果我们留在家里的话，他会很快就找到我们的，立刻。而我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好爸爸，亲爱的！求你快些回家吧。好爸爸，亲爱的……”

爸爸走了，过了几天我们也离开了。一路上我们都受到敌人的轰炸，轰炸我们简直太容易了，因为我们向后方转移的车队相隔五百米就有一辆。我们都是轻装出发：妈妈穿着的是一条有着白色斑点的纬面缎纹裙子，我穿着一件缀着小花的红色印花萨拉凡。所有大人都说，太鲜红的颜色从上面看得会很清楚，只要是飞机一飞过来，大家赶紧分散钻到灌木丛中。而我呢，人们不管逮住什么，就拿什么把我给蒙上，为了不让他们看见我的红色萨拉凡。不然的话，我就像是红色信号灯一样。

人们喝沼泽与水沟里的水。有人开始感染肠道疾病。我也病了，三天三夜昏迷不醒……后来妈妈告诉我，我是怎么得救的。当时我们停在布良斯克，在相邻的道路上遇到了一列军车。我的妈妈当时二十六岁，她长得非常漂亮。我们的队伍停了很长时间。她从车厢里钻出去，相邻车队有一位军官夸奖了她几句。妈妈请求他：“请您离我远点，我不能看到您的微笑。我的女儿快要死了。”原来这位军官是一名军医。他跳进车厢，给我检查了一番，叫来自己的同志：“快点倒杯茶，拿些面包圈和颠茄来。”就是这些士兵的面包圈、一瓶子一升装的浓茶，还有几片颠茄药片，救了我的命。

就在我们去阿克丘宾斯克的一路上，整个车队的人都接二连三地病倒了。大人们不允许我们这些小孩子到停放着病死的和被打死的人那里去，不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我们只能听到些谈话：这里往坑里埋葬了多少人，那里往坑里埋葬了多少人……妈妈满脸煞白煞白地回来，她的双手在颤抖。而我还是在不停地问她：“把这些人都弄到哪里去了？”

我不记得一点风景。这简直太让人吃惊了，因为我非常热爱大自然。我只记得那些灌木丛，我们曾经躲藏在那下面，还有那些沟壑。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到处都看不见树林，我们一直是在原野上前进，在陌生的荒漠里前进。有一次我感到了这样的恐惧，之后我再也不怕轰炸了。没有人提前通知我们，火车停了十到十五分钟，时间很短。火车又开动了，却把我给甩下了。我一个人……我不记得，是谁一把抱起了我……直接把我扔进了车厢里……但不是我们的车厢，而是倒数第二节车厢。那时候，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只剩下我一个人，妈妈走了。妈妈在身边的时候，我什么都不害怕，而这一刻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在妈妈没有奔跑过来，一下把我抱在怀里之前，我成了哑巴，任何人不能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妈妈——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我的星球。如果我哪里疼痛了，只要抓住妈妈的手，疼痛就会立刻消失。晚上我经常是和妈妈睡在一起，挨得越紧，我就越不害怕。如果妈妈近在身边，我觉得，我们就跟从前在家里一样。闭上眼睛——什么战争都没有。只是妈妈不喜欢谈论死亡，而我总是不停地问这问那……

我们从阿克丘宾斯克到了马戈尼托戈尔斯克，那里住着爸爸的亲哥哥。战争前他有一个大家庭，有许多男人，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家里只剩下一群女人了。男人们都去参加战斗了。1941年底，她们收到了两份死亡通知书——伯伯的两个儿子牺牲了……

那个冬天我还记得闹水痘，我们整个学校的学生都病了。还记得一条红裤子……妈妈用票证买到了一块深红色的绒布，她用这块布料给我缝制了一条裤子。孩子们都戏弄我，说我是“穿红裤子的和尚”，我很生气。稍晚，妈妈凭票证又弄到了一双胶皮套鞋，我套到脚上，到处乱跑。我的脚踝被磨破了，因此不得不时常往脚后跟处垫些东西，好让脚后跟高出一些，不至于再磨破了。但是冬天简直冷极了，我的手和脚始终是冰凉的。学校里的取暖炉经常会坏，教室里的地板上都结了冰，我们在课桌间可以溜冰。我们裹着大衣坐在教室里，都戴着手套，只是为了握住笔，把前面的指头处剪掉，好露出手指。我记得，我们不能欺负和戏弄爸爸牺牲了的那些孩子。为此，会受到很严厉的处分。我们还读了很多书。从来没有读过那么多书……反复阅读儿童经典和青年读物，给我们发的是成年人读的书，别的女孩都有些害怕……甚至男孩们也不喜欢，都略过那些描写死亡的页码，而我都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