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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句的时代,那种汉弗莱·沃德夫人对着小阿诺德的摇篮低声哼唱《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合唱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的时代要求更切合目前情况的歌曲。因此我建议那些比较热心家务的公爵夫人应当写作我们的圣歌和儿歌,而那些活泼风骚的公爵夫人,就是那些总想把葡萄叶子和草莓混在一起的公爵夫人则应当去为音乐喜剧写抒情歌词,为漫画小报写谐趣诗,为圣诞贺卡和彩包爆竹写格言警句。这样一来,她们就会在英国公众的心中保持她们迄今为止只靠尊贵的地位所具有的位置。

我就是在星期六下午的这些茶会上非常惊讶地发现爱德华·德里菲尔德竟然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时他已写了二十多本书,虽然都没有为他带来多少收入,但是他的名气却已很响。最有眼光的评论家都赞扬他的作品,上他家来的朋友们都一致认为总有一天他会受到重视。他们责怪公众竟看不到这儿有一个伟大的作家;既然颂扬一个人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贬低另一个人,因此他们任意地诋毁所有那些当时的名声超过德里菲尔德的作家。其实,如果我当时就像后来那样了解文学界的情况,我就应该从巴顿·特拉福德太太对他相当频繁的拜访中猜到爱德华·德里菲尔德走红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他会像一个长跑比赛时的运动员那样突然冲向前去,把一起参赛的那一小群脚步沉重的选手都甩在身后。我承认在我初次被引见给这位太太的时候,我压根儿没有把她的名字放在心上。德里菲尔德向她介绍说我是他在乡间居住时的一个年轻的邻居,并且告诉她说我是一个医科学生。她甜甜地朝我笑了一笑,柔声细气地说了一些关于汤姆·索亚的话,接过我递给她的黄油面包,就继续和主人谈起话来,可是我注意到她的到来对在场的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本来热闹、欢快的谈话停止了。我低声打听她是什么人,我发现旁人对我的无知大为吃惊;他们告诉我说她曾经“造就”了某某人和某某人。她坐了半个小时,随后站起身来,非常谦和有礼地和她认识的人握手告别,轻盈绰约地侧身走出房去。德里菲尔德把她送到大门口,扶她上了马车。

巴顿·特拉福德太太当时大约五十岁上下;她身材瘦小,眉眼却很开阔;这使她的头部显得太大,与她的整个身体不成比例;她那一头银白色的鬈发留成米洛的维纳斯的发式,她年轻的时候想必十分标致。她素雅地穿着黑丝绸的衣衫,脖子上挂着几条丁当作响的珠子和贝壳项链。据说她早年的婚姻并不美满,但是当时她已经和一位内政部的书记员、著名的史前人类学权威巴顿·特拉福德情投意合地结婚多年。她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浑身上下没有骨头;你觉得要是你捏一下她的小腿(当然,出于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她脸上的那种文静端庄的神态,我决不至于做出这种行为),你的手指头就会碰在一起。你拿起她的手的时候,你会觉得拿起的好像是一块剔去骨头的鱼片。虽然她眉眼十分开阔,但是她的整个面庞却给人一种变动不定的感觉。在她落座的时候,她似乎身上根本没有脊梁骨,看上去好像一个装满了天鹅羽绒的昂贵的靠垫。

她身上的一切:她的嗓音、她的笑容、她的笑声无不具有一种柔和的味儿;她的浅色的小眼睛柔和得好似花朵;她的举止则柔和得有如夏天的雨水。就是这种不寻常的、妩媚动人的特征使她成为一位很有助益的朋友,也正是这种特征为她赢得了目前的名声。几年前,那个伟大的小说家的去世对各个讲英语的民族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位小说家和她之间的友谊。小说家去世后不久,在大家的劝说下,她公开发表了他写给她的大批信件,大家都看了这些信。在这些信的每一页上都可以看出他对她的美貌的倾倒,对她的判断力的重视。他永远都无法充分表达他是多么感谢她的鼓励,她的支持,她的机敏,她的眼光。如果他在这些信件中的某些表达感情的方式,如同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会使巴顿·特拉福德先生读起来心绪复杂,那只给作品增添了人情味。可是巴顿·特拉福德先生并没有受到凡夫俗子的偏见的影响(他的不幸,如果那能算作不幸的话,就是历史上很多最伟大的人物泰然忍受的不幸),而且他还放下对奥瑞纳文化时期的火石和新石器时代的斧头的研究,同意撰写一本这位已故小说家的传记,其中他相当明确地表示这位作家的天才之所以能充分发挥,很大部分是由于他妻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