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摒弃了世间一切享乐，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帮助同胞的事业中的人是十分危险的。美国总统弗朗西斯·埃克萨威尔·肯尼迪，就是这样一个人。

进入政坛之前，肯尼迪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财富，当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后来他开始着手去追寻生命中有意义的事情。他信教，他坚守道德准则，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历了失去两位叔叔的创痛，这一切让他觉得最有价值的事莫过于改良这个世界，这实质上也是改善命运本身。

当选总统后，他宣布本届政府的使命就是向所有人类的苦痛宣战，他要站在百万雇不起说客和其他压力集团的人民大众一边，成为他们的代表。

要不是肯尼迪在电视屏幕上的魅力亮相，总统的这些想法在正常的情况下会被选民认为是过于偏激的念头。但他比自己那两位著名的“叔叔”更加英俊，在镜头面前更加自如；同时，他也比叔叔们更聪明，教育程度更高，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演讲时，可以言之凿凿地报上一连串的数据，他还能滔滔不绝地概述不同领域的专家制定的计划构想，而他挖苦起人来也毫不逊色。

“如果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弗朗西斯·肯尼迪说，“所有的夜贼、强盗、走私犯就都能学会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实施偷窃。他们应该学会像华尔街那帮人一样公然合理地偷窃别人的财富，像社会上那些有威望的大人物一样逃避税收。这也许会导致更多的白领型犯罪，但至少不会有人受伤。”

但是肯尼迪还有另外一面。“左派认为我太保守，而右派又把我当恐怖分子。”肯尼迪曾经对克里这样说过，当时克里正给他送来一份新的联邦调查局许可证，容许他们有更广泛的自主决定权，“如果有人犯了法，我觉得他就成了一个罪人。法制就是我的信仰。实施犯罪的人就是把上帝的力量强加给别人，应当由受害者决定是否要接受生命中的另一个上帝。一旦受害者和社会以某种形式接受了这种犯罪行为，我们就破坏了社会的生存意志。社会，甚至个人，都无权宽恕罪犯或者减轻刑罚。为什么要把罪犯的独裁意志强加给遵纪守法、服从社会契约的公民呢？在谋杀、持械抢劫和强奸这一类的可怕案件中，犯罪分子就等于在宣布自己是神。”

克里斯蒂安微笑道：“把他们都关进监狱吗？”

肯尼迪板着脸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监狱。”

克里斯蒂安把计算机统计出来的有关美国犯罪的最新数据给他，肯尼迪研究了几分钟，火冒三丈。

“要是人们知道这些犯罪数据，”他说，“要是人们知道了那些还没有列入统计的罪行，会怎么想呢？比如说，夜贼，甚至包括已经有前科的那些贼，大部分其实都没有坐牢。连我们的政府都不得擅闯民宅，我们的自由无价，社会契约和家园土地都神圣不可侵犯，却被那些持械罪犯再三践踏。他们肆意偷盗、谋杀和强奸。”

肯尼迪念诵了一段最受喜爱的英国不成文法：“雨可进，风可进，但是国王不许进。”然后他说，“真是一句废话。”他又接着说道，“仅仅加利福尼亚一个州，一年的谋杀案就是整个英格兰的六倍。美国的谋杀犯连五年的牢都不用坐，当然你得先能判他们的刑，那简直就是奇迹。

“美国民众的安全正受到上百万个疯子的威胁，”肯尼迪说，“他们夜里不敢上街。他们请私人保镖来看家护院，每年的费用高达三百亿美元。”

肯尼迪特别痛恨其中一点：“你知道有百分之九十八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吗？尼采很久以前就说过，‘如果一个社会变得心慈手软，那么这个社会就站到了加害者一边。’宗教机构讲究慈悲那套屁话，他们宽恕罪犯。但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那些人渣。我见过最糟糕的一件事，有个母亲，她的女儿被人残忍地先奸后杀，结果她却在电视上说，‘我原谅了他们。’谁给她的狗屁权利去原谅他们？”

肯尼迪接着开始向文学开炮，这让克里斯蒂安惊奇不已。“奥威尔写的《一九八四》从头到尾都是个错误。”肯尼迪说，“个人就是野兽，郝胥黎在他的《美丽新世界》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什么好事。不过我倒不在乎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总比现在这个世界好。个人才是独裁者，而不是什么政府。”

“这份报告中的数据确实让我十分吃惊，”克里斯蒂安真诚而坦率地道，“这个国家的人民正遭受恐怖威胁。”

“国会必须通过我们需要的法案。哪怕报纸和其他媒体大呼小叫地说这是对神圣《宪法》和《权利法案》的血腥谋杀。”肯尼迪顿了顿，想试探一下他朋友的反应。克里看上去似乎被震住了，肯尼迪笑了笑，接着又道：“说说我的看法吧，信不信随你。最有趣的地方是，我已经跟国内那些手握大权、家财万贯的人讨论过当前的形势，他们手里掌握着所有的钱。我在苏格拉底俱乐部做过演讲，我觉得他们应该很关心这件事情。不过令我不解的是，他们明明可以影响国会的行动，却不肯这样做。个中原因到底是什么，你恐怕永远也猜不出，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停住不说了，好像期待克里斯蒂安能猜出答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