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在我到酒店工作的第三天，人事经理把我叫了过去。他平时对我说话都挺和颜悦色的，那天却毫不留情面：

“你，就是你！马上把你的小胡子给刮了！我的上帝，谁听说过洗碗工还留小胡子的？”

我正要表示抗议，他就打断了我，“洗碗工还留小胡子，真是胡扯！要是明天我看到你胡子还在，你给我当心点！”

回家路上，我问鲍里斯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耸了耸肩膀。“你得按他说的做，哥们儿。酒店里除了厨子，没人留小胡子。我还以为你已经注意到了。为什么？没为什么，这就是规矩。”

于是我明白，这是约定俗成的，就跟穿晚礼服不能配白领带一样，于是我刮掉了胡子。后来我才弄清楚这规矩的缘由，因为高级酒店里的侍应都不留胡子，他们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便勒令洗碗工也不能留胡子，而厨子留偏要胡子，以显示他们对侍应的不屑。

这就多多少少体现了酒店里微妙的等级制度。我们总共有大约一百一十名员工，等级划分就跟部队里的军衔一样细致。厨子和侍应比洗碗工高一等，如同上尉比列兵军衔高一样。经理是至高无上的，想炒谁就炒谁，厨子也不例外。谁也没见过老板，我们对他仅有的认识，便是准备给他的饭菜得比给客人的都精心。旅店里所有的纪律都靠经理维持，他是个认真负责的人，总是四处巡查看有没有人偷懒，但是我们对付他还是绰绰有余的。酒店里有一套完善的服务拉铃系统，全体员工拿它当作通风报信的工具，一声长，一声短，两声长，意思是经理要来了，一听到这样的信号，我们就立马装出一副很忙的样子。

经理下面一级是侍应领班。他不用伺候客人，除非是勋爵一类的人，他负责指挥侍应，并协助采购食品。他拿的小费加上香槟公司给的回扣（他退回一个瓶塞可得到两法郎），一天下来能有二百法郎。他并不怎么跟其他员工待在一起，有单独的用餐间，桌子上摆着银质餐具，还有两个穿着干净的白色短上衣的学徒伺候他。比侍应领班略低一级的是厨师长，一个月能领五千法郎。他在厨房吃饭，但是可以自己独享一张桌子，还有一个厨师学徒专门服侍他用餐。再接下来就是人事经理，他一个月薪水只有五百法郎，但是他穿黑色外套，不用干体力活，还能解雇洗碗工处罚侍应。再下一级就是一般的厨师，每个月薪水从七百五十法郎到三千法郎不等。厨师下面是侍应，除了为数不多的底薪，每天还能挣大约七十法郎的小费。之后是洗衣女工和做缝补活儿的女工，侍应学徒次之，他们不能拿小费，但是每个月有七百五十法郎工钱。之后才是洗碗工，每个月也是七百五十法郎。然后是女佣，一个月五六百法郎。最末才轮的上我们这种在备餐间干活儿的，一个月才五百法郎。我们这些人就是这间酒店里最底层的渣滓，没人正眼瞧我们，谁都不拿我们当回事。

还有许多分工不同的员工，有办公室文员，人们管他们叫信使，还有仓库保管员、酒窖管理员、搬运工人、门童、制冰工人、面包师、守夜人和门房。不同种族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办公室文员、厨子和缝补女工都是法国人，侍应是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巴黎几乎没有法国侍应这回事），洗碗工则涵盖了欧洲能发现的所有人种，就差阿拉伯人和黑人了。法语是通用语言，连意大利人互相交谈都用法语。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巴黎所有的酒店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把碎面包以八苏一磅的价钱卖给面包房，把泔水低价处理给养猪的，卖的钱由洗碗工平分。偷窃现象也很严重。侍应都偷吃的，实际上我几乎没见过哪个侍应会吃酒店提供的食物，厨子在厨房偷得更厉害。我们在备餐间偷喝茶和咖啡。酒窖管理员偷白兰地酒。酒店规定侍应不准存烈酒，要是有客人点，就得去酒窖管理员那里领。酒窖管理员每倒一杯酒，就会偷偷盛出大概一茶匙，时间一长就攒下不少。要是他信得过你，你花五苏就能在他那里喝上一大口那些偷来的白兰地。

员工当中也有小偷，你要是把钱落在外套口袋里，一般来说就都没了。门房负责给我们发薪水，搜我们的身，看谁偷了食物，但其实他才是整个酒店里最大的贼。我每个月只挣五百法郎，这家伙能在六周内骗走我一百一十四法郎。当时我要求酒店每天付我工资，所以门房每天晚上给我十六法郎，周日不给钱（当然本来是应该给的），这样就有六十四法郎进了他的口袋。另外，有时我周日加班，照理来说能多拿二十五法郎，而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么回事儿。这钱门房也没给过我，算下来就又是七十五法郎。直到最后一周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坑了，而我手里没有证据，所以只赔给我最后那个周末的二十五法郎。脑子不够灵光的员工都被他这招给算计过。他说自己是希腊人，但其实是亚美尼亚人。认识了他之后，我才明白还是老话说得好，“相信毒蛇也别相信犹太人，相信犹太人也别相信希腊人，相信希腊人也别相信亚美尼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