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第3/4页）

父亲有一大捆手杖，都带有特制的手柄——象牙的、银的、乌木的。他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他从未设想过最终要经营家族的企业，但既然接过了这副担子，他就打算把它干好。他本来可以把工厂卖掉，却碰巧当时没有买主，或者说别人不愿出他报的价码。同时，他觉得这是他的义务所在，即便不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也是为了纪念他的两个死去的兄弟。尽管家里只剩下他一个儿子，他还是把信笺上公司的名称改为“蔡斯父子（三人）公司”。他想要有自己的儿子，最好是两个，以此来代替他死去的两个兄弟。他想把工厂开下去。

工厂的男人们从一开始就尊敬他。这倒不仅是因为他得的军功章。战争刚结束，厂里的妇女就靠边站了，她们的岗位由战罢归来的男人们顶上——只要这些男人还能够工作。然而，战争时期的大量需求已经结束，因此没有那么多活可干了。就全国来说，许多工厂关闭，工人失业，而我父亲的工厂却不然。他还在雇用工人，而且是超量地雇用。他雇用那些老兵。他说，国家对这些人忘恩负义是可鄙的，而全国的工商业主应该补偿欠他们的东西。不过，很少有人响应。他们对此闭上一只眼，只当没看见。然而，我父亲本来就只有一只眼睛，他不能再把另外一只也闭上。于是，别人就开始说他是叛逆者，说他有点犯傻。

从外表上看，我是父亲的真传。我不光长得像他，还继承了他的绷脸以及他固执的怀疑主义。（最后连他的军功章也继承了。他把它们都留给了我。）当我倔犟的时候，瑞妮就会说我的脾气坏，而她知道这是谁的遗传。与我相反，劳拉则是母亲的真传。在某些方面，她也具有母亲的那种虔诚；她也长着高高的、白净的额头。

不过，长相这种东西带有欺骗性。我开车决不会坠下桥去。我父亲会的，而母亲倒不会。

那是一九一九年秋天。我、父亲、母亲三人一起努力，要把日子过好。十一月份的一天，差不多是上床睡觉的时候了。我们坐在阿维隆庄园的起居室里。由于天气转凉了，起居室的壁炉生了火。母亲最近刚从一种莫名其妙的病中康复过来，据说那病与她的神经有关。她在补衣服。她本来不需要自己干——她可以雇一个人，但她自己想干；她喜欢手里有活。她正在缝我裙子上掉下来的一粒钮扣；别人说我穿衣服从不爱惜。她手肘边的圆桌上摆着印第安人编的带有香草镶边的针线篮，里面放着剪刀、线轴以及她的蛋形木制衬补托，另外还有她新配的专用圆眼镜。做这种近的针线活她是不用戴眼镜的。

她身穿一件天蓝色的连衫裙，白色的宽领子，白色的内包袖口。她的头发过早地开始变白了。她是宁愿砍掉一只手也不愿意去染发的。因此，她那张年轻女子的脸庞之上却是一头银丝。她将头发中分，然后将她那瀑布般的富有弹性的长发在脑后盘成个复杂的鬏。（五年后，她去世前已经剪成短发，多了一分时髦，少了一分动人。）她的眼皮垂着，两颊圆圆的，肚子也是圆圆的。她略带笑意的样子看上去和蔼可亲。那盏带粉红色灯罩的电灯在她脸上投下一层温婉的光彩。

父亲坐在她对面的长椅里。他背倚着靠垫，却心神不定。他将一只手放在他的坏腿的膝盖上，坏腿不停地上下抖动。（好腿、坏腿——这两个用词引起了我的兴趣。坏腿做了什么坏事，要称之为“坏”？这种暗里的残废状况难道是一种惩罚吗？）

我坐在他旁边，却并没紧靠着他。他的一只胳膊搁在我身后的沙发背上，但没有碰到我。我拿着我的字母课本，照书朗读给他听，以表明我识字了。其实我并不识字，我只是记住了字母的形状，以及与图片匹配的单词。茶几上放着一台留声机，张开的喇叭像一朵巨大的金属花朵。我的声音有时听上去就像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又小又单薄，还很遥远，似乎只要用一个手指就能把这声音掐灭。

A是苹果派，

出炉新鲜又热乎；

有人尝一点，

有人吃多多。

我抬起头，看看父亲是否在注意听我朗读。有时你和他说话，他并没有听见。他发现我在看他，便低头对我浅浅地一笑。

B是小宝宝，

皮肤粉嫩笑脸甜，

伸着两只小手，

再加两只小脚。

父亲又回头注视着窗外。（他是否把自己置身窗外，正朝屋内看呢？难道他是一个永无家园的孤儿——一个夜间的流浪者吗？这应该是他为之奋战的目标——麦片广告中的炉火旁田园诗一般温馨的场景：有一个体态丰满、脸颊红红的贤惠妻子和一个听话的、充满崇敬的孩子。不过，这种生活也是平淡和枯燥的。他是否对战争产生了某种怀念，而不在乎它的恶臭和无谓的屠杀呢？是否在怀念他直觉中那种盲目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