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丝的必死(第2/9页)

第一个形式特点应该说是“主人公”的溃退,或者说得更好听一点,是“主人公”的文本地位被废黜。可是千万不要弄混,人物并没有消失,像新小说所惯用的那样。在昆德拉笔下,人物始终保留着他的权力与他的“现实性”;路德维克、雅罗米尔、雅库布或是塔米娜始终是当代小说中最具个性的人物。但是昆德拉的人物都具有这样一个特别之处,越到后来的小说越是如此:小说的人物经常不再作为占据叙述的惟一人物,不再将自身的命运强加为情节的决定性逻辑。换句话说,他不再作为小说的惟一甚至是主要引导者;小说可以说是围绕人物或者说关于人物展开的;只是不再在他的直接统治之下。叙述不再在于“随着”人物的遭遇或生平展开,而是陪伴他,思考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有时完全沉浸其中,有时又远离他,为了理解他的生活,重新阐释,甚至是为了忘却以便转到别的事情上。

因此,在昆德拉的笔下,尤其是在他最近的这些小说里,出现这样一种空缺,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游离:“现代”小说所必须的所谓“中心人物”没有了。比如说在《笑忘录》中,塔米娜和扬当然从哲学或主题意义上而言具有独特的地位。但是从文本的角度而言,这种独特的地位并没有达到统领整个小说的地步,从而将其他“情节制造者”完全遗弃在黑暗中或者使其完全成为“次要”。也就是说纯粹附属的人物,其他的“情节制造者”分别成为小说各个部分的客体,比如说米雷克(第一部),或者卡莱尔(第二部),还有那个大学生(第五部)。在《不朽》中,这种效果也许更加突出。在这本小说中,究竟谁是主角呢?当然,我刚才谈到过阿涅丝,但是我还可以谈鲁本斯,或阿弗纳琉斯,或叙事者,甚或歌德,因为在这些人物中,没有谁是真正的“主人公”。尽管每个人物都有其最大限度内的独特性,可是谁也没有能力遮掩住其他人物,“引导叙事的进程”,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文本之间的关系不是等级性的,而是主题性的或者说音乐性的,有点像莫扎特歌剧中的人物,首先表现的是他们的声音,音响的色彩,于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产生了协和和音、不协和和音以及无穷无尽的转调的可能性。

这种“道路小说”中人物的“平等性”在我们所谓的情节中仍然存在。在《不朽》中和在《笑忘录》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一样,叙事不可能作为惟一的中心情节的展开而存在。不仅仅是众多的、不同的情节同时存在——这在小说中并不罕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众多的情节中,没有我们能够称之为“主要”的情节,并且使其他情节——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所谓“次要”的或“附属性”的——从属于它,只起到照亮它,围绕它的作用。我们难道可以说贝蒂娜、克里斯蒂安娜的故事没有洛拉、阿涅丝和保罗的故事重要吗?还有鲁本斯的艳遇,少女的自杀,它们比起洛拉和阿涅丝的故事,难道不是同样的独立,同样的寓意深刻吗?而歌德与海明威之间的谈话比起昆德拉和阿弗纳琉斯之间的谈话难道不是同样的“真实”和“深刻”吗?

单纯从叙事角度而言,像《不朽》这样的小说实际上是由功能各自独立的一些故事组成的,如果它们彼此交错,那只是出于“偶合”(有时是对位法的偶合,有时又是故事生成性的偶合),小说的美正源于此,并且变得无法讲述。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故事彼此之间又是紧密相连的,从形式到内涵都是如此。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并进性,彼此对照回应,并且彼此平衡,这使它们看起来仿佛是一个体系下的各个部分,相同“事实”中的不同景象,或者说具有相同的意义,而这意义本身是无可探究的。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将这种小说的组成原则比为音乐的作曲原则。我们也可以将它比为瓦雷里所谈到的建筑。因为在瓦雷里看来,建筑与音乐本来就很相近,正是与音乐相结合的建筑组成了两大主要艺术之一。纪念建筑和寺庙显得很沉重,它展示的是统一和永恒的形象。但是这样概括过于抽象了。实际上,也就是说从居住于其中或到那儿散步的人的角度去看,建筑物是动的,它在爬动。“建筑物的凝固性是个特例;快乐就在于让自己动起来,直至建筑物也开始移动,从而享受到建筑物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不同组合的变换:柱子在旋转,深处的东西偏离了,长廊在滑动,纪念建筑里散发出千种万种的视角和千种万种的协调”。换句话说,纪念建筑物没有真正的中心,也没有惟一的外观;它的整体性决不是一次形成而永不改变的,它永远是片断性的,只能从一系列局部的视野和角度去看,这一系列的角度揭示这份整体性的同时又在改变它。总而言之,对某建筑物的欣赏就是对一种连续不断同时又变换不断的和谐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