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跋（第4/5页）

△有些心理伤痛不应该那么快就从中国人的记忆中移走，我看过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做的是那个时代亲历者的心灵档案，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故事！冯骥才是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走过来，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但他说有一阵子根本不能再写那段岁月了，他回忆去过去的事情自己的精神都受不了，要生病的。这跟你看樊建川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一种心灵的撞击。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感官的享受，但作家，好的作家还是要敢于拿出撞击心灵的东西，哪怕它与人们的口味不大合拍，但是轻飘飘的蒲公英，风一吹就没有影了，有根的树却会越来越枝繁叶茂。对此，我欣赏你的这种认识。让我们回到小说中，小说结尾你安排了一场地震，为什么这样来结局，你是想毁掉这个村子，还是只是想让沉睡的人们醒来？

◎谢谢你注意到小说的结尾！“地醒了”的潜台词是“那么，羊角村的人呢？”之所以这样结尾，还是想把问题留给聪明的读者。地震无疑是毁灭性的，难以抗拒的。俗话说，不破不立。已经腐朽的东西，索性就让它来个天翻地覆吧。当然，我这样处理是有现实根据的，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举世震惊，很多时候，我甚至在想，这是否就是大地给人们、也给那个特殊的时代敲响了警钟？

△这几年是你的创作丰收期，我惊喜地看到你在短篇、中篇乃至长篇小说等各种形式上遍地开花。一个写小说的人能够这样执着地坚持下来，肯定生命中有一种对小说剥除不了的爱。好像你原来是学理科的，当初是怎么喜欢上小说的？

◎准确地说，我是从2000年起开始大量地创作小说，并在国内诸多刊物上连续发表作品的，到目前为止，已公开发表短篇小说六七十篇、中篇二十余部、长篇三部，累计超过二百万字。这个数字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早在1999年前，我的工作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我还在民航局上班，做的是专业性很强的航空电讯工作，可自己好像一点儿也不喜欢，我觉得自己的身心根本不属于机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干什么呢？我实在不想塌塌实实干一辈子通信业务，干脆就改了行，去当一名行政秘书，可感觉总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我逐渐意识到，我不是不喜欢民航这份工作，而是我根本就不喜欢这里的氛围和每一缕空气。我的第一个短篇习作，就是在机场值班的夜晚写成的，可以说一气呵成，而且是手写的，后来打印出来拿给省刊的一个编辑朋友看，对方答复说很不错，可以作为头题来发表，而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头题”为何物呢。1999年末小说发表出来，我好像也一下子找到了工作以外的乐趣，那以后读书和写作让我完全忽略了一直以来不如意的景况，一个个被我精心虚构出来的鲜活的小说人物，他们微不足道的举手投足或荡气回肠的哀乐喜怒，几乎占据了我所有思绪。当然，我也为此背负了“不务正业”的心理负担。好在，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我就很顺利地从民航调到宁夏文联做文学编辑了。正是小说为我提供了一次跳槽的机会，要是没有它，我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热爱它，并为之付出心血。

△不知你最近是否关注一些人关于几个代层作家的看法，有一些人说，六十年代作家生活资源丰富，现在也有优秀作品产生；八十年代作家，风头正健，正在引领风潮；惟独夹在中间的七十年代作家好像很平庸，似乎马上就被忽略掉似的。很不幸，我们都是七十年代人，刨除自身感情，你怎么理性地看这种判断？

◎孟繁华先生在最近一篇关于我的评论文章里写道：“70年代成了夹缝中生长的一代，这种尴尬的代际位置为他们的文学创作造成了困难，或者说，没有精神、历史依傍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无疑，这也正是我所面临的困境。我时常在想，你已是如此出身了，叹息痛恨又有什么用？博尔赫斯长期待在阿根廷的一家图书馆里，可他手里的笔却伸向了世界各地。以代际划分作家有一定的道理，也便于文坛形式上的具体操作，但绝对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不管人们做出怎样的判断，道路始终要靠作家自己去走。中国有句老话叫勤能补拙，想当一流的作家，必定困难重重，我写《妙音鸟》最初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否则，就不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现在已无需太多言语了，我已经比较成功地做完了这件看起来难度很大的工作，而且，我也相信包括你在内的有识之士，会对70年代出生的作家做出公正的判断。所以，我想再次引用孟繁华先生的话，他说：“在我看来，同样作为70年代出生的青年小说家张学东，就是在这种尴尬或夹缝中实现突围的。不仅在他过去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证实了这一看法的成立，现在读到这部长篇小说，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夸大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