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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室内，他对一个长得像伊朗或伊拉克人的男子点点头，不说话。他心想，在这种场所，本来就应该保持静默。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您曾有过几位性伴侣？”

问题底下就是一堆空格。他愉悦不已地在记忆中搜寻着，计算着，简直想大笑出声，然后在最后一栏打钩：“二十个以上。”

好一个荡妇！其实他不应该为此骄傲，但他却自豪不已。

现在，他独自一人坐在梳妆镜前。玛格达莲娜从门的另一边探出头来。

“又是你，班仔！拜托，大家都在等你一个！剩两分钟，我们要冲了！快点来啦！”

就是现在。不能再拖了。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

当他在台上扮演某个角色时，他反而觉得更像自己。

雀跃不已。有种安全感。

他继续盯着自己在梳妆镜中的身影，用陷入深思般的声音晃晃悠悠地回了一声。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起身。

“要从四十二号街走好长一段路，才会到百老汇；还是，再过两个街区就到了，对不对？”

他喃喃自语，走上前与其他伙伴们会合。

此刻，他快乐无比。

1984年秋天，瑞典开始施行HTLV-Ⅲ型病毒（后来通称为HIV）检测，但初期这还是一项又贵又复杂的医学技术。寻求医护者均须先接受插针测试，检查免疫系统是否健全；唯有经证实免疫系统已受损，可能已被传染的情况下，才会进行进一步真正的测试。

短短一年后，这项技术获得长足发展，卫生署甚至在同性恋报纸《观察员》上刊登广告：“度假前，别忘了检测一下，关心自己的健康！”

《观察员》早已取代当年的《革命》与《男同志档案》，成为瑞典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同性恋报纸。美中不足的是，该报赖以生存的资金几乎清一色来自全国性平会、保险套制造商、同性恋医疗中心、卫生署、艾滋病代表团与“诺亚方舟”(3)的广告。

男同志社交圈里，对于是否要接受检测，意见始终摇摆不定。现在明明就没有解药，检测有什么用呢？尤其现在这种社会氛围，动不动就嚷嚷要把患者强制隔离，做检测真是不智之举。

不管怎么说，南区医院同性恋医疗中心提供匿名检测服务，受测者只会领到号码牌，不须留下真实姓名，更不用身份登记。

班特就领着这个白色的无名无姓的号码牌，跟着医疗中心的男护士进入检测室。

“现在要插针了……”男护士将针筒插入班特臂弯处，而后针筒内溢满红色鲜血。

班特看着自己的血，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他的血，很红，很美……

所有人围成一圈，手拉着手，高呼一连串加油打气的口号。

“精锐既出，谁与争锋！心想事成，马到成功！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

舞台监督下达最后指示，所有的门都已关上，表演即将开始。

“各就各位。”

所有人仿佛同时颤抖了一下，重新变得严肃起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班特对所有人做最后的喊话：“大家尽情发挥，好好地玩吧！”

所有人对他投来的紧张一瞥，代替了回答。

剧场光线熄灭，瞬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即将在第一幕登场的演员悄然溜上舞台。

帘幕仍然低垂着，舞台前方就是木制的小剧场，一位男孩与一位女孩站在前方。

饰演麦德维丹科的男演员问着饰演玛莎的女演员：“你怎么老是穿着黑衣服？”

女孩答道：“我在服丧，我在哀悼自己失落的生命。”

(1)Sven-Bertil Taube（1934—），瑞典知名演员与歌手，其父即为被誉为瑞典文艺与音乐界泰斗的艾佛特•陶尔贝。

(2)Mott The Hopple，20世纪70年代风靡英国乐坛的摇滚乐团。

(3)Noaks Ark，瑞典全国性艾滋病服务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推广相关的防治及倡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