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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要不要自杀以及什么阶段应该自杀，保罗、赛尔波和拉许欧克已经讨论过许多次。

三人的病情处于不同阶段，赛尔波的身体机能还算得上正常，保罗和拉许欧克已经在不同医院转诊过许多次。他们一致同意，目前的日子都还算过得去。但一想到下一步，三人都感到一阵心寒。

这就是现况。

一接到自己染病的通知，大家通常都觉得：完了，死定了！

假如度过了最初的发病危机，或是身体机能尚称正常，生活就能继续下去。这时大家可能会想：我还活得好好的，不错嘛。但只要被通知必须开始用药，那就真的玩完了——终于到了这么一天，医生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您的身体机能正在逐步下滑，必须再度面对这个残酷的选择：应该现在就自尽，还是要再拖一下，观望一下？

不知不觉间，大家会把做出关键决定的时间点一再往后延。一开始会想：等到接到诊断书，确定感染艾滋病以后再自尽。

然后，想法会一变再变：不，等到我被推进隔离病房，就自我了断，结束这一切！

针对“有尊严的生活”，其定义也是经常飘忽不确定。随着情况恶化，苦痛难当，面对肉体的折磨、外界的羞辱，大家对生活的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低。不只是个例，而是一大群人都有这种倾向，简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这样的生活真的还有尊严吗？

对许多男同性恋者来说，外表这种肤浅的东西可是至关重要。当他们变得骨瘦如柴，脸上长出卡波西氏肉瘤，看起来一脸病容，这时已经没什么好活的了。当疾病的迹象再也无从隐瞒，当耻辱已经清清楚楚长在脸上……

然而，不管怎么说，仍然有许多人还在坚持。他们开始将生命拆解成小小的片段。

如果我还能撑到夏天……

如果我能撑到下一个生日……

不，我先想办法撑过这星期，下星期再观察看看……

这种心理就像围城的情节一样，大家等待的，无非就是最后的解放，等待援军的到来。大家朝思暮想的，无非就是新解药的发明。

针对新解药的各种说法，也始终混沌不明。

《今日新闻》在1984年3月提出警告：未来一年内，一种全新的艾滋病毒会在瑞典造成大流行。《劳工报》则残忍地极尽嘲讽之能事，像吹奏小号一般，发出这样的标题：艾滋病，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对娘炮的天谴。解药？抱歉，没有解药。

然而，短短数周后，1984年4月24日，《快捷报》就刊出下列标题的报道——艾滋病大揭秘：两年内发现新疫苗。

怎么想都不可能在两年内就研发出疫苗，但是这种标题给人希望，活下去的希望。

“已经发现HTLV-III型病毒。”

“既然会出现这种病毒，人体就应该会自然产生某种抗体。”

一家德国私人诊所派代表来到斯德哥尔摩，为HIV呈阳性反应患者举办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德国人用图表和投影片向大家解释，宣称他们可以通过改变病患的血液性质，减轻病情，甚至治愈患者。

所有患者都乐意相信这一招真的会奏效。总算有办法能够减轻、治愈这种恶疾，将病毒连根拔除了。

设想一下：一个面对无止境的苦难、无依无助的人，每一声保证能够带来救赎的呼喊，他都会留神倾听。

我们能怪他吗？

哪怕只是水面上的一小根稻草，都要拼命抓住！

就像这项“显影剂计划”一样。

只要把柯达相机公司生产的显影剂涂在身上，身体就会启动某种过敏反应，进一步激活人体部分免疫系统。

之后，大家聊到这件事，都忍不住哈哈大笑：瞧瞧那些娘炮，听到这种风声顿时变得歇斯底里，争相购买柯达的相片显影剂。

有位男士，他是由HIV阳性男性患者所组成的全国性社团“阳性集团”的会员。有那么一次，他就在会议中起身发言，抗议道：由于他在皮肤上涂显影剂，导致皮肤过敏、发炎，害他都不能再上健身房了！

阳性集团的集会地点位于沃尔马街地势最高处。每年，该集团都会在那里办几次派对，每场派对都一票难求。

派对本身倒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新鲜刺激的，不过嘛，能够参加这种派对，找找乐子，寻得理想的一夜情对象，还是挺惬意的。

假如你提起自己的疾病状态，恐怕就没人要你了。就是因为这样，这种社交场合才好玩，才有存在意义——能够卸下伪装，“袒裎相见”，是多么美好的事！

就像保罗常讲的，派对上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有：“都是些烂醉如泥的同性恋艾滋病老头，大家坐在那里哀号：‘哎呀，这里怎么都没有年轻人！’”

一如往常，拉许欧克和赛尔波高声嘲笑着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