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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1988年6月29日，星期三。

这一天，距离拉斯穆斯在中央车站下车的那一天，已有六年的光阴。他在下车时的那一刻就下定决心：从此再也不离开斯德哥尔摩，死也要死在这里。

他当年才19岁，纯洁无瑕。

他感到一阵迷眩，只觉得不可思议，如梦似幻。仿佛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整座城市就在他脚下。

六年后，他的身体饱受病魔摧残。

他再也无法欢度自己26岁的生日了。

在这一天到来前，他将会死在南区医院第53号病区。

斯德哥尔摩地区的各家医院已针对不同类型的病患做了分类，由南区医院负责收容同性恋病患，丹德吕德市医院收容血友病患，更南部郊区的沪丁厄市立医院负责照料吸毒病患。

就像一位护士说的：“丹德吕德市收容那些因为输血不慎感染到病毒的病患，南区同性恋医疗中心就处理同性恋者，剩下那些嗑药的垃圾，就给沪丁厄市啰！”

1988年6月29日，那时拉斯穆斯其实还有十个月可活，距离他确定患病已经超过一年了。这段时间，由于一连串并发症，他接受了各种不同的诊断与检查，主要还是肺炎、霉菌感染与带状疱疹。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还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这场风暴到时会将他一举击倒，他将毫无生还机会。

暴风雨前的宁静。

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和煦宜人的夏日午后，拉斯穆斯和男朋友本杰明拜访了克莉丝汀娜阿姨的家，和阿姨还有她那处于分居关系的爱人拉司共进晚餐。

偌大的窗户敞开着，微温的熏风吹进烟味弥漫的房间，带来一丝清凉的空气。夕阳的余晖映照在家家户户的屋顶之上，远处还可见市政厅尖塔顶端那三顶金色皇冠在余晖中闪闪发亮着。

拉斯穆斯独自一人站在客厅敞开的窗前，往外凝视着。没人真正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这就是他的招牌动作：终其一生站在窗前，眺望窗外，彻底迷失在自我的世界里。

克莉丝汀娜阿姨刚从厨房走出来，一手捏着塑料杯，另一手夹着一根香烟。拉司见状，不禁大叫出声：“拜托！你用塑料杯装酒喝啊？”

“是啊，”克莉丝汀娜咯咯笑着，对男友的质疑充耳不闻，“不然要怎么办？连一个干净的酒杯都没有！喏，有人要吗？”

拉斯穆斯闭口不言，本杰明则带点嫌恶地摇了摇头，表示不用了。他坐在客厅沙发上读着晚报。晚报上头净是关于法院在前一天针对分尸案判决的报道，他读着读着，不由得怒火中烧。

那是四年前，和今天一模一样的夏日，一个男人在离他们国王岛公寓不远处的卡贝里沙滩悠闲地遛狗。当时他发现了两个塑料袋，袋子里赫然装着一个人的部分尸体——躯干与两条大腿。其他尸块则在数周后被发现，包括两条手臂、两条小腿以及被切下的女性乳房。

经过法医鉴定，被分尸的女性名叫卡翠娜·达珂丝塔。她有可能是某人的女儿、某人的姐妹或两个孩子的母亲；然而以上皆非。卡翠娜·达珂丝塔是个专嗑海洛因的吸毒者，为了满足毒瘾，不惜下海卖淫——人们因此将她贬得一文不名，说她没有活在这个世上的价值，现在活该被分尸，被以块状分装在塑料袋里，被丑化、被羞辱，死时只剩下“妓女”两个字。

整篇新闻充满了攻击、侵略性，很引人注意。

身体各部位被分装在塑料袋里，像垃圾一样到处丢弃。

更可怕的是，死者的头一直没有找到。

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要彻底贬损这女人最后的一点价值。

本杰明一想到这一点，就不自在地打了个冷战。那个夏天，每天早上他踩着自行车，循市内运河自行车道前往上班地点时，都会注意路边有没有弃置的塑料袋，它们很可能还在岸边，阴沉地浮动着。

犯下这起分尸案的凶手很显然是职业的。不久后，警方逮捕了一位年轻法医，却旋即将他释放。

自由记者拉许·拉格那·佛许贝里在一篇文章中严词指控警方任意向媒体泄露个人信息，还让可怜无辜的嫌犯在狱中饱受虚拟法庭的折磨。

但是，佛许贝里的同情心可不适用于那位被分尸的女性，那位被谋杀、遭到分尸的卡翠娜·达珂丝塔。

记者在文章中又指出，遭到谋杀本来就是当妓女应该考量的风险，既然进了这一行，就要对这一行的所有危险全盘承受。他就是这么写的：“自己踩进蛇窝的人，早晚会被咬……”

这位记者的措辞和结论，令本杰明毕生难忘。这样的结论，除了冷血，还是冷血，甚至不屑承认死者就是受害人。

她不只不是受害人，还是犯人呢！

反正一切都怪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