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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歹徒们放女人们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失眠的女人不得不由女伴们抬出去，而她们自己也几乎走不动了。一连几个小时，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一次又一次的凌辱，一次又一次的作践，凡是能对一个女人做的他们都做了，不过总算给她留下了一条命。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用食物给你们付费，告诉你们那些不中用的男人，让他们来取食，告别的时候，有手枪的盲人嘲弄说。随后他又卑鄙地补充了一句，姑娘们，再见，回去准备下一场吧。其他盲人们也都异口同声，大致重复了首领的话，再见，一些人说娘儿们，一些人说婊子们，但从他们缺乏自信的声音里可以发现他们都累得有气无力了。女人们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话也不说，跌跌撞撞地往前挪，只想拉住前边那个人的手，而不是像来的时候那样扶着前边那个人的肩膀，可以肯定，她们当中谁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手拉着手呢，这个问题本身就不该问，有些动作，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解释，有时甚至费尽心机也解释不清。她们穿过天井以后，医生的妻子朝外面望了望，士兵们还在那里，另外还停着一辆小卡车，大概是向各检疫隔离地点分发食物的汽车。就在这个时候，失眠的女人两条腿瘫到了地上，确切地说像是两条腿突然被砍断了，心脏也瘫了，它刚刚开始收缩但还没有来得及收缩完就停止了跳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睡不着觉了，现在让她睡吧，我们不要吵醒她。她死了，医生的妻子说，声音毫无生气，一个活人嘴里竟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像死人一样。她把死者抱起来，死者的身体像是突然散了架，两腿间血迹斑斑，腹部青一块紫一块，可怜的乳房露在外面，一个肩膀上还有被疯狂地咬出的牙印。这是我自己的身体的写照，她想。是所有这些女人的身体的写照，在她所受的屈辱和我们的痛苦之间只有一点区别，那就是我们暂且还活着。我们把她抬到哪里去呢，戴墨镜的姑娘问；先抬到宿舍去，以后再掩埋，医生的妻子说。

男人们都在门口等着，只有第一个失明者发现女人们来了又用毯子把脑袋蒙起来，斜眼小男孩还在睡觉。医生的妻子无须一张一张地数床便毫不犹豫地把失眠的女人放到原来的床上。其他人可能感到奇怪，但她并不在意，因为这里所有人都知道她最熟悉宿舍的各个角落。她死了，她重复说；发生了什么事，医生问道；但妻子没有回答。医生的问话包含的可能只是表面的意义，即她怎么死的，但也可能是，他们怎样对待你们了，而无论对前者或者后者都不该回答。她死了，就这么简单，至于怎么死的，这无关紧要，只有笨蛋才问怎么死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被人们遗忘，只留下两个字，死了。我们已经不是从这里出去时的那些女人，那些女人要说的话我们已经不能说了，至于她们，她们无名无姓，仍然存在，仅此而已。你们去取食物吧，医生的妻子说。偶然，厄运，幸运，命运，或者其他确切表达这个意思的名称，都充满了名副其实的嘲弄，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偏偏选中其中两个女人的丈夫代表本宿舍去拿食物，而谁也不曾想到，刚刚有人为这些食物付了账。本可以由其他男人去，比如单身汉们，他们与此事无涉，无须保护夫妻的体面，但却偏偏选中了这两个人，可以肯定，现在他们不会愿意不顾羞耻地伸出手向强奸了他们妻子的歹徒们乞食。第一个失明者说话了，每个字都透着坚定不移的决心，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去，医生说；我和你一起去，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不会多，但也够重的；运自己吃的面包，我还有力气；最重的往往是别人的面包；我没有权利抱怨，承受别人的面包的重量就算为我的食物付费吧。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不是想象这番对话，对话到此为止了，而是想象对话的人们，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好像能看到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并非不可能，只要他们每个人在记忆中竭力搜索，白光闪闪的世界里就能冒出说这些话的那张嘴，以此为中心渐渐辐射，两个人的脸庞会渐渐显现，其中一个是位老汉，另一个年岁小一些，既然能这样看到对方，就不应当称其为盲人。他们走了，就像第一个失明者满怀义愤振振有词说的那样，去取蒙受羞辱的酬劳。医生的妻子对其他女人说，你们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她知道她想去干什么，但不知道能不能办到。她想找一个桶，或者能代替桶的其他东西，装满水，即便是浑水臭水，把失眠的女人洗干净，洗净她身上自己的血迹和别人的污迹，把她干干净净地交还给大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精神病院里，既然灵魂的纯洁已无暇顾及，也许肉体的干净还有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