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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找一找这里有没有铁锹或者锄头之类能用来刨坑的东西，医生说。此时已是上午，他们费尽力气才把尸体弄到里面的围栅旁边，放在满是垃圾和枯叶的地上。现在需要做的是掩埋他。只有医生的妻子知道死者的惨状，脸和头颅被打烂，脖子和胸部有三个弹孔。她也知道在整栋大楼里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挖坑的工具，走遍了所有能去的地方只找到一根铁棍。铁棍也许有用，但不足以刨坑。受传染者那排房子走廊的窗户比较低，全都关着，她看到里边的人们表情惊恐，在等待着一个难以避免的时刻，要么告诉别人自己瞎了，要么试图掩饰已经失明，因为任何一个错误的手势，扭头去寻找一个人影或者在一个有眼睛的人不该绊倒的时候绊倒了都会被识破。医生对这一切一清二楚，他刚才说那句话是他们两人约定好的一个伪装办法，现在妻子可以说了，我们能不能请求士兵们扔进一把铁锹呢；好主意，我们试试吧；大家都同意，对呀，是个好主意；只有戴墨镜的姑娘对铁锹或者锄头的问题一言不发，这时，她要说的一切都在眼泪和哀叹之中，这全是我的过错，她抽抽搭搭地哭着；这是事实，不能否认，但同样确定的是，如果这能给她带来安慰，如果在实施任何行为之前我们都能预想到它的一切后果并认真加以考虑，先是眼前的后果，然后是可证明的后果，接着是可能的后果，进而是可以想象到的后果，那么我们根本就不会去做了，即使开始做了，思想也能立即让我们停下来。我们一切言行的好和坏的结果将分布在，假设以一种整饬均衡的形式，未来的每一天当中，包括那些因为我们已不在人世而无从证实也无法表示祝贺或请求原谅的永无止境的日子。有人会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朽。或许吧，不过这个人已经死了，需要埋葬。所以医生和他的妻子才要去交涉，戴墨镜的姑娘于心不安，出于良心的痛苦，说要跟他们一起去。他们刚刚出现在大楼门口，一个士兵便大声喊，站住。仿佛怕他们不肯听从这口头恐吓，即使是强硬的恐吓，他朝空中开了一枪。他们吓了一跳，退到了敞开的厚厚的木门后面，躲进天井的阴影里。之后医生的妻子独自朝前走了几步，站在一个能看到士兵的一举一动而在必要时又能及时保护自己的地方，我们没有工具掩埋死者，她说，需要一把铁锹。大门那里，盲人死去之处的对面，出现了另一个军人。是个中士，但不是原先那一个，你们想干什么，他大声说；要一把铁锹或者锄头；这里没有，你们回去吧；我们必须掩埋尸体；不用埋，让他在那里腐烂吧；要是让他腐烂，会污染空气；就让他污染吧，你们好好享用；空气不是停止不动的，能流动到我们这里，也能流动到你们那里。面对这个再充分不过的理由，军人不得不考虑一番。他是来接替前一个中士的，那个中士失明了，已被送往为陆军专设的失明者收容所。不消说，空军和海军也有各自的设施，不过这两个兵种人数较少，设施规模也较小，显得不那么重要。这女人说得有理，中士又考虑了一番，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无论多么小心也不过分。作为预防措施，两名戴防毒面具的士兵已经把整整两大瓶氨水倒在那摊血上，现在蒸发出的气体还让人们泪流不止，刺激着他们的嗓子和鼻黏膜。终于，中士宣布，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食物呢，医生的妻子乘机提醒；食物还没有到；仅我们这一边就有五十多人，我们都在挨饿，你们送的那点食物起不了什么作用；食物的事与军队无关；总得有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答应过向我们提供食物；你们回到里边去吧，我不想看到任何人站在门口；铁锹呢，医生的妻子还喊了一声，但中士已经不见了。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宿舍里的扩音器响起来，注意，注意；住宿者们兴奋起来，以为是通知去取食物，其实不然，是关于铁锹的事，你们当中来一个人取铁锹，不许成群结伙，只来一个人；我去，我已经和他们打过交道，医生的妻子说。刚刚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她就看见了铁锹，从摆在地上的样子和距离大门较近而距离台阶较远来看，铁锹应该是从外边扔进来的，我不能忘了我是个盲人，医生的妻子想，在哪儿呢，她问；下台阶，我来告诉你怎么走，中士回答说，很好，现在从你所在的地方朝前走，对，对，站住，稍稍往右，不对，是往左，转得少一些，现在往前走，一直走你就能碰着它，往南，再往南，他妈的，我说过让你不要走偏了，往北，往北，过头了，再往南，一直往南，现在向后转，好，现在按我说的做，不要像水车辘轳一样转个不停，好，不要给我停在大门口。你不用担心了，她想，我能直接回去，其实怎么走都行，就算你疑心我没有失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总不敢来这里边抓我。她把铁锹扛在肩上，像农夫下地一样径直朝宿舍门口走去，一步也没有走偏。中士先生，您看到了吗，一个士兵叫起来，她好像有眼睛一样；瞎子们学辨别方向快得很，中士十分有把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