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将熨压的烙铁“嗵”地扔下。“你不知道丧失是怎么回事。”她说。对自己的话,她同那个一大早坐在她的熨衣板旁边、戴着帽子的女人听得一样真切。

那顶从额头上往后推去的帽子,让维奥莱特显出一副疯疯傻傻的模样。爱丽丝·曼弗雷德请她喝了茶,茶叶的镇静作用并没有持续多久。随后,她坐在杂货铺里,一边用吸管吸着麦芽奶昔,一边寻思,到底那另一个维奥莱特会是谁,披着她的皮在大都会里奔波,透过她的眼睛向外偷窥,看见了别的东西。在一个地方,她看到一把寂寞的椅子像个孤儿一样被遗弃在临河的带状公园里,而那另一个维奥莱特看到的则是薄冰怎样使围栏的黑柱子反射出一种武器般的光。在汽车站上,她排在队尾,注意到一个孩子冰凉的手腕从一件太短的、好像是捡来的破旧外套里露出来,那个维奥莱特却“噌”地抢到一个白女人前面,在迟到了四分钟的电车上占到了座位。要是她扭过头,不去注意透过餐馆的窗户向她看来看去的面孔,那个维奥莱特就会听见厚玻璃板在三月凛冽的风中毕剥作响。她忘记了开锁时钥匙该朝哪边转;那个维奥莱特不仅知道那把刀子在鹦鹉笼子里而不是在厨房的抽屉里,那个维奥莱特还记得她不记得的事:几个星期之前用那把刀子从鹦鹉的爪子和嘴上刮下大理石粉。她找那把刀子已经找了一个月。说什么也想不起来她把它弄到哪儿去了。可是那个维奥莱特知道,而且一下子就找到了它。她还知道丧礼将在哪里举行,尽管回头一想,它也只能在两个地点中的一个举行。然而,那个维奥莱特知道是两个地点中的哪一个,并准时赶到了那儿。刚好在盖棺盖之前,在要昏倒的人们昏倒了、穿白裙子的女人们正给他们扇扇子的当儿。那些抬棺人,与死者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们——从死去的姑娘中学班级里来的,新剃了头,戴着雪白的手套——也聚到了一起;他们先是聚成六个人一组,然后分成两列,每列三个人,从后面集合的地方沿着通道走过来,围住了棺材。就是这些人,那个维奥莱特必须把他们推到一边,好让自己挤进身去。他们的确动弹了,闪到了一边,心想,也许这是个什么急于表达的临别示爱之举,以后可就没机会了,也可能会忘记那张叫人珍爱的安眠的脸庞呢。抬棺人在她下手之前看到了刀子。她还没有搞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抬棺材的小伙子们强壮的手——这些手指节强健,是抬大理石和钢条练就的,把雪团捏得像子弹一样有力练就的,多年来用球棒把棒球击过小汽车前盖、击到高墙围着的宅院里面,甚至打进敞开的窗户、打进住在四层以上的人们关着的窗户练就的;小伙子们攀上高架铁路桥的铁栏杆时这些手能经住他们整个身体的重量——这些手就伸向了刀子。她已经至少有一个月没看见这把刀子了,现在却惊奇地发现它正指着那个姑娘傲慢、神秘的脸。

刀子飞了出去,在她的耳垂下面扎出一个小坑,就像皮肤上的一个褶子,根本算不上破相。她本可以就此罢休,可是那个维奥莱特不满意,她几乎跟那些双手强壮的抬棺材的小伙子打了起来,而且有的是时间对付他们。他们得马上忘掉这是个五十岁的女人,穿着件毛领外套,帽子拉得这么低、遮住了右眼,能否看见教堂的门都成问题,就更别说瞅准地方下刀子了。他们得放弃这一辈子受到的尊敬长辈的教育了。其中有从老辈人那里得到的教诲,这些老人用颜色浅得像牛奶一般的眼睛紧盯着他们所做的一切,评头论足,还彼此议论纷纷。一些教诲是从不算太老的老人(比如她)那里得到的,这些人可能是他们的姨妈姑母、他们的祖母、他们的母亲或是他们母亲的好朋友,不仅会告他们的状,还能教训他们;她们能从方圆两个街区之内任何一个窗口、门洞里或路边石上大喊一声“别瞎胡闹了”,用一句话让他们冷静下来。然后他们就会停止瞎胡闹,或者躲到楼下的树干后面,或者到一个僻静的公园里去,或者更好的是,到高架铁路桥没有灯光照着的阴影里去,这种事那些女人是绝不会允许的,不论是谁家的孩子。可他们还是这样做了:忘掉了一直以来受的教诲,一心一意地对付这宽宽的明晃晃的刀子,因为,谁知道呢?也许她脑子里想戳上不止一刀呢。否则的话,他们也许就得在晚饭桌上畏畏缩缩地试图向这些女人解释,或者,老天爷啊!向男人们,父亲们和叔叔们,表亲、朋友和邻居们解释,他们为什么像电线杆一样戳在那里,听任这个穿毛领外套的女人耍弄他们,并且毁了他们戴上白手套去做的体面工作。他们必须在她打人骂人之前把她按倒在地上。制止从她嘴里发出的属于某种长着毛皮的东西、而不属于穿外套的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