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盲窗

我追寻着失踪的哥哥的足迹，来到了耶森尼克。二十五年过去了，或者就是一天。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刚刚在学校里考完最后一次试。本来我会觉得一身轻松，因为在苦读了数个星期之后，这个夏日也该听我安排了。然而，我却心事重重地驱车离去了：在位于林肯山村的家里，有年迈的父亲，多病的母亲和那个精神错乱的姐姐。此外，在最后一年里，我摆脱了教会寄宿学校的日子，已经习惯了克拉根福特班级的群体生活。这里女孩占多数。此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孤零零的。当别人一起踏上前往希腊的汽车时，我却充当了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宁愿独自踏上去南斯拉夫的征程。（实际上，我只是没钱一起去旅行。）再说，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国外。虽然斯洛文尼亚语对克恩滕南部乡村的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外语，可我几乎并不怎么精通。

那个耶森尼克边防士兵看了一眼我那本新近签发的奥地利护照，自然用他的语言跟我搭上了话。他一看我听不懂，便用德语说，Kobal（柯巴尔）不就是个斯拉夫名字吗。“Kobal”意味着两腿叉开之间的空间，意味着“步伐”，而且也意味着一个叉开两腿站立的人。照这样说，我的姓则更适合他，也就是这个士兵了。他身旁那个年长些的官员身着便衣，满头银发，架着一副圆形无框学者眼镜，面带微笑解释说，那个从属的动词则意味着“klettern”（攀登）或者“reiten”（骑马），所以，我的名字因为对马的热爱与Kobal很般配。我总归有一天要为自己这个名字而争光。（后来我又多次碰到，偏偏就是一个所谓进步国家的这些官员却显示出惊人的素养。这个国家曾经是昔日一个大帝国的部分。）突然间，他变得严肃起来，靠前挪了一步，神情郑重地看着我的眼睛：我一定要知道，二百五十年前左右，曾经有一个名叫Kobal（柯巴尔）的民族英雄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格里高尔·柯巴尔出生在托尔敏地区，在这条河上游，继续往下流到意大利就叫伊松佐河。1713年，柯巴尔是托尔敏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首领，第二年就与同伙一起被处决了。如今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依然因其“放肆”和“大胆”而著名的警句就出自他之口：皇帝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人们要自己来掌管一切事务！受到如此一番教诲——用我所知道的东西——之后，我才获准挎上海员背包，不用出示现金，走出那个黑乎乎的边境火车站，进入那个南斯拉夫的北方城市。当时，在教学地图上，在耶森尼克旁边，括弧里依照标示着“阿斯令”这个奥地利原名。

我久久地站在火车站前，连绵的卡拉万肯山脉就耸立在我身后。我有生以来，它始终展现在我眼前的远方。一走出隧道，便是一片城市，直穿过蜿蜒狭长的河谷。河谷两边的上方露出一线天空，向南延伸而去，又被笼罩在钢铁厂的烟雾之中。眼前一道长廊，一条马路，熙熙攘攘的，左右两边尽是岔开的陡峭小道。那是1960年6月末一个酷热的夜晚，路面上泛起一道直刺眼睛的亮光。我发现在那扇大弹簧门前，川流不息的小车一辆接一辆停靠后又驶去，让门后的大厅里充满了一片昏暗。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情形，到处灰蒙蒙一片，灰蒙蒙的房子，灰蒙蒙的街道，灰蒙蒙的汽车，与克恩滕城市的色彩缤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毗邻的斯洛文尼亚，克恩滕有“圣美”之称。这个美誉是从19世纪流传下来的。在那里，夜晚之光让我的眼睛无比惬意。我乘坐通往这里的奥地利短途客车即刻又会穿过隧道返回去。它就停在后面的轨道上，被夹在那些庞大的南斯拉夫老式火车中间，看上去干干净净，五彩缤纷，活像一个玩具火车。那些在站台上大声寒暄的乘务人员身着蓝色制服，为这灰蒙蒙的氛围点缀起他国异乡的色彩。再说让你注目的是，成群结队的人们忙碌在这座的确不算大的小城里，同家乡小城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们虽然时而会觉察到你的存在，可是从不会去注视你。我在这里站得越久，心里就越断定，自己身在一个大王国里。

这时几乎还没有过去几个钟头，可在菲拉赫度过的下午似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那里，我拜访了教我历史和地理的老师。我们一起商议了我这个秋天面临的各种可能：我是该马上去服兵役呢，还是往后推一推，先开始大学学业？再说学什么呢？然后，在一个公园里，老师给我朗诵了他自己创作的一篇童话，征询我的看法，并且带着极其认真的神情洗耳恭听。他是个单身汉，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我在他家里时，母亲一再透过关闭的门，询问儿子是否安好，需要什么。他陪我到了车站，顺手塞给我一张纸币，那偷偷摸摸的样子，仿佛有人在监视着他似的。尽管我打心底里感激他，可我却没有能够表达出来，况且我此刻在边界的另一端想像着这个人的时候，只是看到一个苍白的额头上长着一颗痣。那张属于他的面孔成了那个边防士兵的面孔。虽说那个士兵和我年龄不相上下，可是从他的举止、声音和目光看得出来，他显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立身之地。除了在公园的树荫下对弈的两个领养老金的人和中心广场圣母头顶上那闪烁的光环外，那位老师，他的居所，以及这座城市都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