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自出生起便是自由人，在自由州享受了三十多年的自由生活——然而一次绑架终结了这段自由：我被贩卖为奴，直到1853年1月获救，为奴十二年——别人建议我讲述一下我的这段经历，因为也许会有人对此感兴趣。

我在重获自由之后察觉到了北部各州对奴隶问题越来越强烈的关注。有些作家通过小说的形式用相对轻松的笔触展现了奴隶制度残酷的本质。这些小说的传阅量破天荒地高，同时也引发了热议。

对于奴隶制度，我只能结合我所知道的和我亲身经历的事来谈谈我自己的看法。我希望能坦率而真实地陈述一些事实。不管小说里所呈现的奴隶制度是更屈辱还是更残酷，我只想讲一讲我自己的经历，绝不夸大其词，让读者自己去评判。

我能确认的最久远的父系祖辈在罗得岛州一户姓诺萨普的家里为奴，我们随了这家人的姓氏。这家人中有一位后来搬到纽约州伦斯勒县的胡西克定居，他把我的父亲敏图斯·诺萨普也带了过去。这位先生在大约五十年前过世了，他在遗嘱中解除了我父亲的奴隶身份。我的父亲从那时起成为了自由人。

我如今能重获自由并回到我的妻子和孩子身边，多亏了一位名叫亨利·B·诺萨普的先生的帮助。这位姓诺萨普的先生是仙蒂山的著名律师，他是我祖辈为奴的那户诺萨普家的亲戚；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渊源，他才一直向我伸出援手。

我父亲在获得自由之后不久就搬到了纽约州埃塞克斯县的密涅瓦镇。1808年7月，我在那里出生。我现在已经无从确认我们在那里到底住了多久。我们后来搬到了华盛顿县的格兰维尔，就在斯莱伯勒附近。我父亲在克拉克·诺萨普的农场干了几年，这位诺萨普先生也是老雇主家的亲戚；后来他去了莫斯街的奥尔登农场，这个农场就在仙蒂山的北面不远处；再后来，他去了从爱德华堡到阿盖尔的公路边的一家农场，这家农场现在的主人是拉塞尔·普拉特。他后来一直在这里干活，直到1829年11月22日去世。父亲去世后，留下了守寡的母亲和两个孩子——我和哥哥约瑟夫。我哥哥现在还是住在奥斯威戈县，就在奥斯威戈市附近。我母亲在我被迫为奴期间过世。

我父亲虽然是奴隶出身，他的辛勤劳作也无法让他逃脱我们这个不幸的种族所处的劣势；然而，勤劳和正直为他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许多仍然在世的旧识都会愿意为此作证。我父亲终其一生脚踏实地地务农，从未想过从事更卑微的工作，那些卑微的下人工作一般都是非洲黑奴的子孙在做。他让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远远超过了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普遍接受的教育水平。他还勤俭节约地攒下了足够的财产，获得了投票的权利。他喜欢跟我们讲述他年轻时的故事；虽然他总是满怀着仁慈和最温暖的善意，甚至在讲起曾栖身为奴的家庭时也总饱含温情，但他对奴隶制度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同胞低人一等的处境深感悲恸。他努力培养我们的道德观念，教导我们要寄信仰于视天下众生一律平等的上帝。很多年之后，当我遍体鳞伤地躺在路易斯安那州那间偏远而苍凉的奴隶小屋里时，我曾无数次想起父亲当年的教诲，心中唯一的渴望是让掩埋他的那一抔黄土也能替我挡住毫无人性的主人对我的残酷鞭笞。我的父亲在上帝的指引下走完了踏实而勤勉的一生，他如今长眠在仙蒂山的教堂墓地里，墓碑简单朴实。

我年轻的时候主要在农场帮父亲干活，闲暇时间喜欢读书或者拉小提琴——这是我当时最大的乐趣所在。小提琴一直都能抚慰我的心灵，它不仅能给与我同病相怜的人带来慰藉，也能让我自己暂时忘却命运的不公与多舛。

1829年的圣诞节那天，我和安妮·汉普顿结婚。安妮也是黑人，当时就住在附近。我们的婚礼在爱德华堡举行，为我们证婚的是镇上德高望重的蒂莫西·埃迪法官。安妮当时已经在仙蒂山住了很长时间了。她在老鹰酒馆为贝尔德先生工作，同时也在塞勒姆县的亚历山德里亚·普劳德菲特牧师家里做事。普劳德菲特先生主持当地的长老会工作很多年，他的学识和虔诚远近闻名。直到现在，安妮仍然对他的善良和教诲心存感激。安妮没法追溯她确切的血统，她只知道祖辈中有红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但没法确定哪一种血统占主导。不过，三种血统混合让她的容貌奇特而悦目，非常与众不同。我母亲的血统中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安妮的容貌跟我母亲有点相似，但还是有着很大差别。

那年七月，我年满二十一岁，刚步入成年。身边不再有父亲的教导和帮助，而是要开始肩负起对妻子的责任，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奋斗。尽管肤色让我受到歧视、现状也颇为寒苦，但我一直对未来满怀憧憬：我要努力干活攒钱，拥有自己简单温馨的小屋和几英亩地，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和舒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