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3页）

“听说仗打得很顺利。”她说。

“感谢上帝。”我回答。

“主赐予了好天气。”

“真让人心情舒畅。”

“从昨天开始，又打败了一些叛军。”

“感谢上帝。”我说，没问她是怎么知道的。“那些叛军是谁？”

“浸礼会教徒。他们在青山上有个据点。被天使军用烟熏了出来。”

“感谢上帝。”

有时我真希望她能闭嘴，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路。但同时我又如饥似渴地盼望得到外界的消息，管它是什么消息；即便是谣传，其中也包含着某种信息。

我们到了第一道哨卡，这些哨卡类似道路施工或挖掘下水道时设下的路障：一个漆着黄黑两色条纹的交叉木架，上面印着一个表示“禁止通行”的红色六边形标志。关口附近悬挂着几盏灯笼，到晚上才亮。在头顶上方，我知道有探照灯，就装在电话线杆上，遇到紧急情况时启用。路两旁建有永备发射点，里面埋伏着整装待命的机关枪手。由于脸上裹着头巾挡住了视线，我看不到探照灯和那些机枪掩体，但我知道它们在那。

哨卡后面窄窄的关口旁，两个男人正在站岗。他们身穿宗教正统卫士的绿色军装，肩章和帽徽是白色三角形上两柄相交的利剑。这些卫士不是真正的士兵，其职责为执行常规警卫并负责日常粗活，比如给大主教夫人的花园挖土等。他们中除了隐姓埋名、掩盖真实身份的眼目外，全都是蠢的蠢，老的老，残的残，幼的幼。

这两位年纪都很轻：一个唇髭稀疏，另一个满脸肉刺。他们的年轻令人怦然心动，但我知道自己不可受此迷惑。年轻卫士往往最危险，最狂热，动不动就开枪。他们涉世未深，对生命的意义知之甚少。和他们打交道得小心翼翼。

上个礼拜就在这里，他们开枪打死了一个女人。是个马大。当时她正在长袍里翻找通行证，被他们误以为在摸炸弹，把她当男扮女装的奸细崩了。这类意外时有发生。

丽塔和卡拉认识死者。我听到她俩在厨房里议论此事。

他们不过是行使职责，卡拉说，保证我们的安全。

没什么比死掉更安全的了，丽塔愤怒地喊，她又没惹事，凭什么打死她？

纯属意外，卡拉回答。

胡扯，丽塔说，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意外，一切都是有意的。我能听见她把水槽里的盆盆罐罐弄得乒乓作响。

算了，不管怎么说，谁也不敢贸然炸掉这所房子，他得三思而行，卡拉说。

这没什么不同，丽塔说，她干活一向卖力，死得太惨了。

还有比这更惨的，卡拉说，至少这是一刹那间的事，不用受罪。

你可以这么说，丽塔说，但我宁愿慢点死，好给我时间申冤。

两名年轻卫士三指并拢，举到帽檐朝我们敬了个礼。这是对我们的致敬手势。由于我们的服务性质，他们对我们表示敬意是理所应当的。

上了拉链的口袋缝在宽大的袖子里，从中我们取出通行证，让他们检验盖章。一个卫士走进右边的机枪掩体，把我们的号码输入电脑查验器。

把通行证还给我们时，长着桃色髭须的卫士低下头想看我的脸。我稍稍抬起头，好让他看清楚，恰好四目相对，他的脸腾地红了。他长了一张绵羊脸，长长的，带着几分哀怨，但一双眼睛却像狗眼似的又大又圆，像长毛狗，而不是小猎犬。他皮肤苍白，看上去有些病态的娇嫩，就像疥痂下的皮肉。虽然如此，我还是想把手放上去，放到这张没有遮盖的脸上。他先把目光掉开了。

这件事非同小可，它是对法规戒律的一次小小的叛逆，小到不可觉察，但类似这样的时刻是我留给自己的奖赏，就像小时候收藏在抽屉深处的糖果。这些时刻意味着各种潜在的可能，它们好似小小的窥孔，从中让人看到一个个朦胧的希望。

假如我在晚上来，在他单独值勤的时候——虽然他永远不会得到孤身一人独处的机会——让他看到白色双翼头巾之下的脸，会有什么结果？假如借着忽明忽暗的灯笼的光亮，我解下身上红色的裹尸布，把胴体呈现在他面前，他俩面前，又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日复一日、没有穷尽地在哨卡旁站岗的时候，这些念头想必偶尔也会在他们的脑海里盘旋。毕竟这里平时没有旁人来往，只有大主教们坐在他们长长的黑色轿车里，带着沙沙声轻驰而过，或是他们一身粉蓝色的夫人们和戴着白色面纱的女儿们，她们正责无旁贷地赶去参加挽救仪式或祈祷集会，或是一身绿色、样子丑陋的马大们，偶尔还会有产车驶过，再有就是大主教们的红衣使女，她们总是步行。有时候会驶过一辆漆成黑色的有篷车，车身上印着一只白色带翅膀的眼睛。车窗是黑色的，坐在前排的人戴着墨镜：真是暗上加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