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第5/7页）

有那么一阵子，即便我们都知道她正在受罪，还是忍不住对她嗤之以鼻。

爱哭包。爱哭包。爱哭包。

我们是有意的，这就更其恶劣。

我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可那会儿我不是。（第13章）

在经济方面，基列实行的变革是剥夺女性的工作权力和个人财产，使女性在经济上失去独立性，彻底依赖男性。除此之外，我们并未看到基列在改善经济方面有什么上佳举措，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经济的严重衰退，百业不兴，娱乐业、教育业、律师业统统不复存在，食物匮乏，市场萧条。

在教育方面，基列采取的是愚民政策。学校关闭，禁止女性读书写字，剥夺她们的受教育权利。在女性受“保护”的表象后面，是对遵守教规的严厉苛求、女性失去行动自由和对男性权威的绝对服从。

这样一个极端社会，能将人类引向何方？他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福祉？实际上，就连作为当权者代表人物的大主教本人也对此将信将疑。身为基列的统治者之一，他自己却处处违规逾矩，表现出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与使女奥芙弗雷德私下幽会，在奥芙弗雷德面前卖弄做作，私自藏有大量“异端”画刊和文学读物，甚至为了取悦奥芙弗雷德，竟让奥芙弗雷德乔装打扮，偷偷带她参加地下夜总会“荡妇俱乐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在这扇不同寻常的房门后面，所有的忌讳禁令都失去效力。”（第25章）它一方面表现出大主教的虚伪，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以及当权者中一些人面对使女们悲惨的生活现状出于维护该政权的需要所作出的“怀柔”努力。连他也觉得授精仪式“太冷冰冰没有人情味”（第26章）而因此受到良心谴责。我们看到，门里面的大主教表现得温情脉脉，潇洒倜傥，百般迁就，人情味十足，像个体贴慈爱的情人加父辈。“他希望向我证明什么，希望送我礼物，希望为我服务，希望唤起我的柔情。”（第32章）他尽力营造关爱气氛，把事情弄得似是而非。其目的是为了希望使女们“能够忍受目前的生活”。（第29章）只要使女们觉得她们的生活尚可忍受，便足以证明他们所做的一切合情合理、无可厚非。虽然大主教嘴上喜欢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遮掩掩，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基列政权的空虚和当权者自己的底气不足。

基列实际上是一个无比虚伪的社会。色情商场虽然取消了，但在地下夜总会“荡妇俱乐部”里，女性照样是男性消遣的玩物；当权者号召人们不求物质奢华，只求精神充实的时候，黑市照样猖獗，夫人们照样过着舒适豪华的物质生活，作为当权者走狗的眼目们照样花天酒地；天使军士兵恪尽职守并非单纯出于对上帝的信仰，更多的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得到一个女人。嬷嬷们教导使女的是克制、禁欲，自己却干着偷鸡摸狗的龌龊勾当；大主教夫人摇唇鼓舌、大肆宣扬女性应恪守妇道、安于家中，自己却不甘寂寞、四处游说，最终被迫无奈呆在家里时，却发现自己与其信以为真的东西格格不入而气急败坏。

基列社会的实质是逃避。这在丽迪亚嬷嬷说的话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自由有两种，一种是随心所欲，另一种是无忧无虑。在无政府的动乱时代，人们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如今你们则得以免受危险，再不用担惊受怕。可别小看这种自由。”（第5章）在她看来，“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同上）面对当今这个充满暴力、罪恶、女性没有安全感的危险社会，基列给予的是逃离，但它却同时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权及个人选择权。对此，书中自助洗衣房的比喻耐人寻味：

我想着自助洗衣房。想着我走去时穿的衣服：短裤，牛仔裤，运动裤。想着我放进去的东西：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肥皂，自己的钱，我自己赚来的钱。想着自己曾经是驾驭这些东西的主人。（同上）

基列的初衷似乎无可非议，“我们以为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第22章）小说中原教旨主义信徒中极端分子的最初愿望是要力挽狂澜，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但对完美的盲目追求和走向极端往往造成事与愿违，导致极权、暴政，良好的初衷最终以黑暗统治结束。小说中的基列共和国不是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拯救人类，而是用反自然、反科学的手段，利用宗教来实行极权统治，甚至不惜以扼杀人性来“挽救”人类，企图以此来力挽狂澜，救人类于危难。这样做到头来，只有把人类推向更为可怕的境地。二十世纪末的社会、环境问题固然可怕，但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扼杀人性更为可怕。这是基列国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