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第2/7页）

这一切，会是我们的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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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是一部未来小说。未来小说在西方批评界也被称为思辨意味颇浓的“悬测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它描写的是未来之事，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未来小说尽管含有科幻成分，但具有丰富文化内容。它讲述已成历史的未来，从而使它具有可企及性。这部小说描写的最远时间距小说写作时间两百多年，以几名历史学家的发现，让一位在基列不幸沦为“使女”、后来侥幸逃出的女性，通过录在磁带里的声音，向读者讲述发生在那个时间之前的故事，即主人公在未来二十一世纪初的亲身经历，其间夹杂着大量主人公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的回忆与反思。正如所有的未来小说一样，它的叙述时间立足于某个未来时刻，讲述在那个时刻已成往事的未来。它属于未来，但故事离我们却不是遥不可及。而可企及性，正是未来小说的着眼点——按照当今社会的现状，发展下去，就会如何如何。这个发展的趋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若是正面的发展，即成为所谓的乌托邦——理想中最美好的社会；而若是照负面因素发展下去，未来世界就可能落到反面乌托邦的境地——成为假想中政治、经济情况一团乌黑的地方。对《使女》进行全面的审视，我们发现，这部小说不能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划分来定义，说它是乌托邦小说或反乌托邦小说。这部未来小说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映，包含的内容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阿特伍德一贯注重表现文学和文学产生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环境。她曾经就《使女》一书说过这样一句话：“切记，在这本书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国绝非空穴来风。这里，我们不妨对假想国基列产生的文化、社会及生态环境背景作一分析。

一、基列的宗教文化背景

“基列”（Gilead）之名源于《圣经》。它既是《圣经》中以色列英雄基甸（Gideon）与米甸人（Midianites）交战之地，也是公元前九世纪以色列先知以利亚（Elijah）的故乡。小说中基列国的当权者是一批信奉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基督教新派分子，又被称作“基督教新右派”或“宗教新右派”。他们借用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元首的称号，以“大主教”自居。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的“救世”作用在西方文化中可谓根深蒂固。从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我们得知，自古以来人们便笃信耶和华上帝是统治世上万族万邦的惟一真神。基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主张简化宗教礼仪，提倡勤俭清洁、苦行禁欲生活的清教徒（基督教新教徒的一派）时代，那时人们“希望他们的社会成为一个神权乌托邦，山顶上的一座城市，成为天下万邦的榜样和光辉典范”。原教旨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美国的“千禧年”运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美国曾出现“基督再世”的热潮，信奉者相信通过革命可创造理想社会，认为在世界末日到来之际基督将复活并为王一千年，从此世界会有一个和平的千年，即所谓“千禧”。“千禧年”运动是一些新教领袖针对当时社会动乱而发起产生的，旨在捍卫《圣经》的权威性和绝对正确的启迪性。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千禧”主义者震惊于自由主义神学的泛滥，并对整个社会的颓败堕落深感不安，于是更名为“原教旨主义”运动。原教旨主义者相信基督由圣母降生，相信最后审判日耶稣将复活及赎罪说，相信基督无所不能，具有创造奇迹的神力，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基督教徒信仰中不可缺少的。他们认为基督教最最根本基要的是将《圣经》里的话句句视为绝对正确的真理，相信《圣经》中所记述的一切字字出于上帝之口，主张从字面解读《圣经》，反对美国宗教和尘世生活中出现的现代主义倾向，号召人们恪守传统观念，驱除现代主义及所有相关的“恶魔”（尤其是进化论学说，因为达尔文的生命进化说与原教旨主义信奉的上帝造人说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他们关闭大学，开办《圣经》神学院和原教旨主义神学院。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原教旨主义又发展成为现代原教旨主义，他们反对合法堕胎，反对同性恋权利法以及妇女平等权利法案。虽然原教旨主义信徒并非绝对禁欲主义者，但大多数人烟酒不沾，也极少参加跳舞、看电影、看戏等娱乐活动。在大多数《圣经》神学院和原教旨主义神学院里，这些活动受到严厉禁止。二十世纪后期，这个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成立了许多相应的教会团体、教育机构以及相关的兴趣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