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邪教活动（第2/2页）

第六道：甜点，包括巧克力、饼干和cheese。（这时候我们从一个大厅转战到了另一个大厅，不知道为什么）

第七道：茶、咖啡。

顺便说一句，我是不喝酒的，所以对餐前、餐中、餐后的各种酒根本没有关注。事实表明，在剑桥不会喝酒似乎是一个重大损失。这里开学术会议都经常一边喝一边开。虽然很多学院在“研究经费”方面捉襟见肘，喝酒的钱却是一分都不能少，“穷什么不能穷喝酒，苦谁也不能苦教授”……

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在第三世界国家街头啃甘蔗长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适应吃formal hall的。前一两次尝个新鲜还行，后来都是出于人情。穿个黑袍子起立默个哀什么的，也就罢了，主要是不喜欢那种“强制性的谈话”过程。一般来说除了带你去的那个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谈得来谈不来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饭，放眼望去，都是一些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边也不例外，导致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和我同事讨论哈耶克和吉登斯（确切地说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骂哈耶克）；三分之一时间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讨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英国城市规划问题；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和某卫星学家探讨卫星手机行业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湾政治的走向问题。

兴趣爱好广泛的我，并不介意了解一下卫星行业和电子对撞机的发展动态，但是，四个半小时啊同学们。关于卫星行业和正负电子对撞机哪怕台湾政治，我确实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而关于陈冠希绯闻和王石捐款数额问题，他们也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但是在大锣被“咣”地敲响之前，我们还必须马不停蹄地说下去。问题是如果你停止讲话独自枯坐就会显得过于反社会。这不像是国内那种圆桌式饭局，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主讲人”就行了，其他人可以洗耳恭听。这种长条形桌子造成了讲话必须两两进行（最多偶尔三人四人进行）的强制局面。这种必须两两进行的对话格局，加上身边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这个事实，加上一餐饭吃上三四个小时的事实，加上坐在你旁边的人很可能跟你根本谈不来的概率，使得每次吃formal hall都构成一次马拉松式的耐力考验。吃到最后，多么希望红十字会救援人员能够对我也伸出援助之手，将我从七零八落的豆腐渣谈话中给挖出来。

据说formal hall是牛津剑桥特别自豪的东西，因为它让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的人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听上去非常有道理，但是当谈话进行到“So，how many grand children do you have”这样明显没话找话说的地步时，我还是开始深深地怀念那种国内小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情形。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跟谁吃跟谁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么聊什么，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往椅子背一靠，伸个懒腰，看大街上的人来人往。那种惬意，哪是穿着黑袍子坐在皇宫式建筑里和白人老头子聊卫星手机能比。王怡写过，白由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吃饭的方式，追求的无非是低调、简单、随便、温暖、私密、惬意，而formal hall，好像正是这一切的反义词。

当然也不是全无收获，仔细回想，一个晚上下来，我增加了如下新知识：日内瓦有世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吉登斯老师和我系某老师曾经有过重大死磕史、卫星手机便是地处太平洋中心也能打通、蚕豆的英文名字叫broad bean、桃子和李子可以清蒸着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