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之后

1

那年上飞机前圆圆的爸爸对我说：到了纽约，一定要随身带五六十美元现金，万一碰到抢钱的，这就是“保命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告诫，于是我到了纽约之后，总是随身带着五六十美元的现金，随时等待被抢，等了好几年。如果那个迎面而来的黑人青年朝我拿出枪来，我就可以惊喜地掏出那些美元，说：您终于来抢我了！

可惜7年来，这一幕始终没有发生。事实是，这些年我在街上遇见无数黑人青年，其中有N个曾经笑嘻嘻地对我说：“Hey，baby，you're beautiful.”但是从没有人对我说：“Give your money to me.”事实是，不但想象中的打劫始终没有发生，想象中的其他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比如结婚生子，比如热爱学术，比如超越种族、文化、语言的障碍与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

而发生的事情却常常是没有想到的，比如“911”。比如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收拾东西去一个叫剑桥的地方。

说到和世界各国人民打成一片，这事的难度的确是我始料未及的，大约是我来美7年之后所有的“没想到”里面最没有想到的一个。以前我总觉得像我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还不是轻而易举，但是事实证明“文化差异”这个虚无缥缈名词的力量确实比我想象的强大很多。你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政治观念、喜欢的哲学家、电影、电子游戏一模一样，你们甚至可以谈恋爱，但是somehow你们就是不能成为“哥们”。

这个somehow是如此诡异，以至于用“文化差异”去概括它都显得词不达意。

2

我还记得到达学校的那天下午，2000年8月23日，在学校住房办公室的门口，因为签房约要照片，我在路边翻箱倒柜地找照片。三个大行李箱，全锁着，一一打开找照片，急得大汗淋漓。

为什么我后来见到的119街和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的119街如此不同呢？是不是脆弱感会让一个建筑、一个街区、一个城市显得比它实际上的更高大呢？

“你知道，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特别脆弱。”

后来我竟然做了住房办公室的兼职员工，后来住房办公室的主任在指导我怎么给新生签约的时候这样说。还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跟我同一年来美国，去了另一个地方，很快结了婚，他就是用这句话来论证他为什么急于结婚。

年轻气壮的时候，总觉得一个人因为脆弱而结婚是多么可耻的事情，现在看来这也没什么。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很多人的当务之急不是追求幸福，而是精神自救、不发疯、不崩溃、不像大街上的那个疯子一样高举圣经在车水马龙中高嚷“哈里路亚”。

又想起刚到美国的时候穿的那双塑料拖鞋，脚背上镶着两朵小花。走在大街上，有人说：Cute shoes。我说：What？他重复：Nice shoes，我又说。What？他又重复：Cute shoes。最后，那个既不懂美国人赞美陌生人的文化又不懂英语的女孩逼得那个善意的路人停下来，凑在她耳边大声一字一顿地说：I'm just saying your shoes are nice!

又不是抢钱，那么大声干嘛。

还有另一双鞋。牛仔的靴子。2000年的生日礼物，由西岸来访的某同学所送。那次该同学还和我一起从事了我来美之后的第一次购物活动。我们在H&M买了大约200美元衣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巨额消费了。我们高高兴兴地坐公共汽车回家，但是下车的时候忘了把购物袋拿下来。就这样，穿着粉色滑雪衣的我，和穿着黑色滑雪衣的他，沮丧地走在纽约冬天的大街上，为丢失巨资购买的衣服而黯然神伤。

后来天就黑了，后来他就走了，后来在一场关于巩俐演技的辩论结束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后来我就把那双穿旧了的牛仔靴给扔了。

一个令人奇怪的事实是，为什么关于每一场恋爱，我们所能牢牢记住的，往往只是开头和结尾而已。或者，如果关于这个人你能记住的只是开头与结尾，那么你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恋爱过？

3

这7年，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少啊，简直像一场我所厌恶的蔡明亮的电影，到处是长镜头里面目模糊的脸，对话稀薄，情节漫无目的。

从哪天开始我失去了将自己的生活排演成一部肥皂剧的热情呢？又是从哪天开始听到有人敲门的时候我假装不在家里呢？我到底应该出于对极简主义艺术风格的欣赏而为自己的生活喝彩呢，还是出于对热烈生活的向往而为自己的生活哀叹呢？

也许发生的事情并不少，只是我对事件有一只巨大的胃而已。还写小说了呢。还博客了呢。还专栏了呢。还演绎了一场可以让单田芳来讲解的章回体爱情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