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云茂念书时形成一个习惯，觉得应该记下来的事儿，就找个本子记下来。下面的文字摘抄自云茂的本子。

“收的第一个古董是个瓷枕头。白地，酱油色图案，花草。师傅说是磁州窑，宋朝的。我说：您咋知道的，怎么不是元朝的、明朝的、清朝的、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师傅骂我，说：你怎么知道是马不是驴？你怎么知道是槐树不是柳树？我听着，基本听明白了，又似乎没太明白。我非常清楚，这个瓷枕头让我挣了八十块钱，我钓鱼卖鱼一年，也剩不下这么多钱啊。十块钱一张的大票子，八张，每张都一样好看，都比一块的票子和一毛的票子好看很多。”

“连着三天，乡下没吃东西的地方，回去晚上十点多才吃上第一顿饭。”

“去了趟山东，被送进三趟公安局和边防站。沿海的每个村子都有边防员，见可疑的就当成台湾特务抓。我说我河北口音啊，别抓我啊。他们说，台湾特务最近专门学河北口音，方便混进伟大首都北京。我给他们看我的介绍信，天津文物商店的、北京友谊商店的，他们没见过，反问：怎么知道不是台湾伪造的？带到公安局和边防站，穿官衣儿的一看我的介绍信，说：嗨，你早拿出来不就没事儿了吗？就把我放了。其实，他们如果让我交代，我什么都会马上交代的。那电棍，不被打，看着都屁股痛。我第一次进去，听见旁边屋里惨叫，然后出来一个公安，他冲我笑笑，我当时就尿了。穿的是棉裤，外边看不出来。我开始怀疑电影。电影里说的那些地下党，经受酷刑也不招供，能是真的吗？我要是被抓，一定受不了酷刑，让我看看刑具，我就招了。所以，我不能当地下党。自己和自己立下规矩，为了不进监狱，我不能碰第一手从墓里出来的东西，出土的不要，要传世的，传过几手的。”

“王大文雇了我们五个人，下去收古董家具，大小不论，一件给两百块。我看着人家从家里搬家具，一件、一件，我站在门口，腿一直在抖，怕人家说不卖了。最多的，从一家猪圈边上的棚子里搬出五对儿圈椅。第二次，我去他家，和他聊，问：你们家怎么这么多东西？他说：都是‘破四旧’的时候去城里收的。那时候便宜啊，带雕花的圈椅，一对儿五块钱，或者给点高粱米就换了。不卖？留在城里是祸害。好家具啊，农村从来没有，别犯傻。只有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当官的才搞这些东西，农村的地主有钱了，只知道买地。知识分子也可怜，热的时候不敢光膀子，冷的时候生冻疮，坐个好硬木椅子，还被说是想复辟，怎么躲，也躲不开被人整。但是我喜欢他们，他们不一样，灵气，倔。”

“收过的好家具太多了。桌面全是烧的青花瓷，桌子边上全是满工的回文和夔龙。黄花梨美啊，全是瘿子鬼脸。”

“大队长退休了，非让他女人跟着我干。他自己不干，让他女人干，挣了钱给他买迎春酒喝。他女人说大队长退休之后，没事儿做，总打她，又讲起当初她奶头多难受的事儿。我告诉她，我不想听。如果她非要讲如何被打或者奶头如何难受，就别跟我干了。后来，去山西收瓷器、银器和金器，路上遇到查车的，大队长女人是能吃苦的，把值钱的使劲往胸里塞。我终于知道了，大队长女人真的一奶大一奶小，左奶大右奶小。她右边乳罩里掏出的银器和金器，比左边乳罩里掏出的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