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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地，老爷子预定的红色夏利车开过来。夏中天看清了，驾车的竟是上次拉他去大船的陈春凤。

耿民上了车，陈春凤头也不回地问道，“民叔，今天是上人大呀，还是公检法，是省高院哪还是市中院？”

耿民说：“你就是我的轮子，管我上哪，给你银子就是了。怎么也成了个包打听？我倒是要问问你，你当家的伤好了吗，哎，要没有伤筋动骨，别老赖在医院，要是不照规矩来，你老叔可要干预这事喽。注意红灯，左拐，咱上省城。”

陈春凤在十字路口刹了车，从后视镜中看着耿民说：“甭提烦心事行不，我的天爷，罗海我是不打算和他过了。”

耿民问：“他要是欺负你，俺可帮你打官司，还是老规矩，妇女老幼分文不取，为讨公理，包打到底。我这辈子就看不得老实人受欺负，一无权势，二没钱，咱不管谁管？可话说回来，像上次你男人那场官司我一直没闹明白，就不能帮着你爬堂。你可甭记恨我！”

“民叔，沧海市老百姓谁不知道你是有名的铁嘴，可当官的却叫你告状专业户。我得提醒老叔一句，官大一级压死人，你是个平头百姓，虽说为了讨公道，可说不定得罪了谁，暗地里有人砸闷砖，可真要当心哩。”前方弯道，陈春凤攥稳了方向盘。

“闺女，你打听打听，你民叔一辈子怕过谁，啥苦啥罪没有受过？‘文革’时挨过整，卖过十年豆腐，讨饭告状，跑了28趟皇城北京，102次的省城东昌，沧海市的大大小小机关的门槛儿都叫我踢烂了。为跑我这冤案，蹲在人家屋檐下度日，躲在水泥筒里避警察，冷的时候浑身打哆嗦，热天光着膀子睡在报纸上过夜，为告状我苦学，成了律师。我是斗大的，不是吓大的。你民叔儿女大了，一无牵挂，连遗体都立遗嘱，捐给了国家，难道还怕黑帮害我？我不放心的，倒是你那口子，有时间我得跟他聊聊。”

透过后视镜，陈春凤看见老人从破公文包中掏出一个脏兮兮的小笔记本，用手指蘸了嘴上的唾沫，一页页翻看查找着什么，然后向陈春凤吩咐进省城后的线路。原来那是耿民的“联络图”，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不少人的住址、电话号码。只听耿民连续打了几个电话之后，不再说话，兀自呼呼噜噜在后座上大睡起来。

进入省城收费站，耿民醒了，指挥着陈春凤向绕城高速路上开，转眼来到一座大的蔬菜批发市场，里边叫卖声和讨价声喧嚣鼎沸。耿民让车停在菜市场边，随手换了些零钱，掖在口袋里，喊了陈春凤存了车跟他走。

走下过街天桥，来到一幢大楼的背后，这里和光怪陆离的大街简直是两个世界：一片低矮的破砖房在大楼的阴影之中显得十分昏暗，污水顺着墙壁上灰绿色的青苔往下淌，在地下形成大小不等的水洼；一群满脸污垢、穿着不同鞋袜的孩子追着一只癞皮狗打，那只狗惊恐万状地蹿进了一片简易的棚户房，发出负痛的呜咽声。只见用废铁皮、油毛毡搭建的窝棚里，堆满了废旧报纸、塑料桶、酒瓶和易拉罐。几个脏孩子见耿民过来，都扔了手中的棍子，喊着爷爷扑过来，耿民一人给了十元钱，扯着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的手，走进了低矮的房子中间。

陈春凤注意到：因为大楼遮住了这一带的阳光，房间里白天还亮着灯，几个人正在把捡来的破烂分装，见耿民进来，都围拢来，一边抖落掉身上的尘土，忙着把耿民让在房子中间的一个露出败絮的沙发上。陈春凤这时才看清楚，这是一间四角漏光的破库房，房内摆着城里人丢弃的破旧家具，一张破席梦思床垫下边是用砖头砌成的床腿，紧靠墙的是张三条腿的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台黑白破电视机。

“我这个当村长的对不起你们大家，叫你们在这儿遭罪了。”耿民用内疚的语气说，一边给屋子里的人发烟。

坐在对面的一个又黑又瘦的中年人接道：“民叔你不要这样说，这捡破烂还行，总比在家里咽矿渣喝汞水强。”

耿民听广若有所思地问：“红霞她妈呢，我怎么没看见？”

旁边一个扯着孩子的妇女说：“今天一大早又去省高院了，孩子一死，她的精神病又犯了，看见过路一个孩子像她红霞的，就追了出去，俺们好不容易才把她劝回来，这不，又疯疯癫癫拿上状子到市里去了。”

陈春凤早就听说，红霞是大猇峪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姑娘，几年前因为和矿上的矛盾自杀身亡。

“这官司现时有希望了，”耿民见屋内又进来几个人，便压低了声音说，“高院的刘法官正在受理，这人是个好人，对鑫发几家金矿侵占咱可耕地的事儿非常同情，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占了地就必须赔偿，到头来还得政府想办法解决，不能让咱拿着土地证的农民没有地种。我已经找了一个笔头子很厉害的记者写份内参捅上去，让上面头头重视了批给下边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