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新生（第4/7页）

94.面对侵略，中印选择抵抗革命道路为何有别

1840年，中国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入侵。而在将近100年前，印度在1757年，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到1858年，英国政府直接统治了印度。

当时英国人曾经有过一句豪言，叫“宁愿失去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这句话说得非常绅士，我宁愿丢掉印度，也不愿丢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英国大文豪、世界级大文豪，给英国思想、文化、艺术带来多么辉煌的东西。但是话说得绅士，实际上英国人是绝对不能容忍印度的丢失。

这种语言行动，实际上就是“宁愿失去莎士比亚，也不愿失去印度”。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巨大差异，话能说得非常漂亮，但实际上不一定能做得如此漂亮。

印度的革命跟中国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印度民族解放领袖甘地，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是其中的典型，他跟中国所采取的行动完全不一样。甘地崇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导致他反对一切暴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甘地劝告捷克人、波兰人、犹太人，不要反抗法西斯纳粹，只要不合作就行，因为他在印度推行的就是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怎么打我都行，反正我就是不合作，我也不反抗。他的这种理论在印度可能行得通，但拿去劝告捷克人、波兰人、犹太人，万万不行。

1936年，甘地曾经还接受过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访问。当时在中国，局部的抗日已经开始，甘地认为中国正在进行抗日作战，违背非暴力主张。甘地当时这么说：“从一个非暴力者的角度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对付一个开化的日本，还不得不以与日本人同样的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认为这是不适当的。”他还说，“假如中国人有了我这样非暴力的概念，就不需要用日本一样的毁灭手段。”

当然，我们非常尊重甘地的伟大人格，非常尊重甘地那种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的美德，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真理往前再多迈一步，就是谬误。当甘地把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绝对化，认为是世间解决一切矛盾、纷争、战争、屠杀的灵丹妙药时，另一种谬误也就产生了。

实际上，甘地这样的人物，大英帝国的殖民者也是难以容忍的，尽管他主张“非暴力不合作”。在30多年时间里，英国人把甘地12次抓进监狱，他几乎就在监狱里度过了整个后半生。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在印度的整个民族解放中，实际上作用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么重大。

再回过头来看，英国哪有一点儿“宁愿丢掉印度，也不愿丢掉莎士比亚”的绅士风度？他们一点儿风度都没有。把这么一个“非暴力”分子在监狱里几乎关了后半生，这是莎士比亚的风度吗？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印度追求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中，它的选择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95.日本选择脱亚入欧，区别中国抵抗运动

当中国正在不停地尝试选择道路的时候，印度在民族英雄甘地的领导下，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而日本，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日本最初跟中国和印度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1840年中国遭鸦片战争入侵，日本晚了13年。1853年，美国海军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四艘军舰强行闯入日本浦贺港，要求谈判通商，否则动武，日本没有办法。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即《安政条约》。

此后，日本与中国一样，一发而不可收。1855年，俄国强迫日本签订《下田条约》；1856年，荷兰强迫日本签署《和亲条约》；1857年和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两个所谓的《通商友好条约》，不仅夺得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1860年以后，英国也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勒索战争赔款，控制日本关税，取得在日本的驻兵权。

日本的命运最初与中国完全一样，从这一点看，东方的整个革命所发生的背景，印度、日本、中国这些国家民族最初遭遇的命运都一样，从当时的东方看，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被入侵，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签订过不平等条约。但走的方法、道路完全不一样。

当中国选择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候，印度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日本则选择了“脱亚入欧”。

日本在签订了大量丧权辱国条约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经验：绝对不能跟亚洲这些国家再混在一起，不能跟朝鲜，不能跟中国，不能跟东南亚，不能跟菲律宾，跟谁都不行，要自己走。“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国，同它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这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