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洪流（第2/16页）

一是利用在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电报、信件、邮包的接收与中转；

二是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

三是利用公开渠道接收共产国际从柏林银行转来的款项，分发资助中国及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

即使外行人也能从这些任务看出来，牛兰夫妇负责的这个联络站，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的转换枢纽。正因关系重大，所以负责此事的人必须有丰富的经验，行为必须分外谨慎。牛兰夫妇完全符合条件。他们都在多个国家工作过，在上海他们持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号，租用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店铺，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同时尽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触。

牛兰到上海的最初一年多里，不是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来于上海和欧洲，疏通贸易渠道。后来夫妇二人搞了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会贸易公司资金雄厚，信誉也好，在上海商圈里口碑颇佳。如果不是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约瑟夫违反规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件信箱，牛兰夫妇就不会暴露。

牛兰夫妇被捕，联络站被破坏，使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资金转运通道被切断。祸不单行，牛兰夫妇虽然口风很严，但是恰恰赶上了顾顺章叛变。

66.情报要员叛变，中共主要领导人死里逃生

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站的重要负责人，负责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资金流等工作。牛兰夫妇被捕，使得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工作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当时，牛兰夫妇隐蔽非常深，身份无法查实，工作性质也无法查实，租界当局无可奈何。

那时的上海有个特点，全世界的各种投机者使用各种合法的、非法的、地上的、地下的手段，淘金的、骗钱的，在上海比比皆是，遍布租界内外，见怪不怪。牛兰夫妇被捕，从口供、身份辨别不出来要害证据。案子虽然棘手，但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但就在这个关键点出了大问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上海工人武装力量纠察队副总指挥，一度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他在1927年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六大”以后担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特科负责人是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周恩来，第三人就是顾顺章。顾顺章对党的秘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叛变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损失。

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给徐恩曾做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在顾顺章叛变的第二天获得情报，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的协助下，连夜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向外转移。对此事聂荣臻同志有段回忆，说：“那两三天非常紧张，恩来和我们都没合眼，终于抢在敌人之前完成任务。”

当国民党军政人员按照顾顺章的口供扑到上海，把各个据点一扫而光，绝大多数据点都没有找到。后来，据说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当然他说得太绝了，哪是差5分钟，周恩来同志其实早就转移了。

后来周恩来多次讲过，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反动派的手中。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大转移，直接促使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苏区。虽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顾顺章叛变的影响被减到最低，但损失还是难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脱，已被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危险就接踵而至了。

最典型的就是恽代英。

恽代英于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当时机智地抓破脸皮，化名王某，在监狱中并没有暴露身份。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央特委的营救工作颇见效果。老闸巡捕房的探长被塞上一笔厚礼“打招呼”，使恽代英获得从轻发落，转押苏州陆军监狱。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关节，准备将恽代英提前释放。

周恩来已经派人到苏州去给将出狱的恽代英送路费了，恰在此时顾顺章叛变了，直接指认即将释放的苏州陆军监狱“王某”是中共重要领导人物恽代英，导致恽代英最终遇害。

顾顺章指认的另两个人物就是牛兰夫妇。

顾顺章与牛兰夫妇打过交道。1931年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牛兰夫妇将此二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这两人潜入瑞金。后来行动没有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夫妇迅速将他们送上外轮离境。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指认了这件事。但由于牛兰夫妇行事谨慎，不直接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触，也包括顾顺章本人。顾顺章倾其脑袋瓜里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