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79章 靖国格式,宫门立馆(第2/4页)

李潼不知道李白这两次婚姻有没有经济方面的刚需考量,如果有的话,那现在看来这位盛唐诗仙似乎有点生机渺茫啊。现在也只能盼诗仙魅力出众,不止能混到两家软饭了。

原本李潼还打算看在诗仙的面子上,给宗氏家眷们稍作优待,但在将卷宗翻看一遍后,又很快打消了这一时的杂念。

最近这段时间里,洛阳城内虽然刑杀不断,但整个清算的工作量完成还不到一半。并不是他生性残忍滥杀,而是这一场祸乱所裹挟的人事实在太多了,单单罪犯谋逆的名单,他手里就掌握着四份之多,分别是裴伷先所献庐陵王谋反、张说所献綦连耀谋反、綦连耀官爵赐给以及北衙哗变等名单。

这几份名单虽然也颇多重合,但所囊括的时流范围无疑是惊人的。而且整场清算,还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集军事、经济与民生等等于一身的综合性问题。

如此大规模的清洗,当然不可能乱杀一通,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策略与节奏,很容易就会演变成群体性的恐慌。

所以除了已经群众俱知的綦连耀伪官与北衙哗变之外,裴伷先与张说所献名单,李潼全都没有给付刑司,刑讯的时候也尽量控制案情的延伸,一旦案情查发足死,即刻斩首。

看起来虽然刑杀频繁,但却避免了株连泛滥,容易让人滋生出侥幸之心。甚至有的案件在审讯过程中有扩大态势都即刻叫停,转以别罪论刑。毕竟该杀谁、不该杀谁,李潼心里门清,但范围与节奏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日处决名单批阅之后,便于堂中一式三份传抄出来,一份留堂编入时政而后发付史馆,一份发往门下,一份发往刑部,各自留司。本来御史台也要送去一份的,但台院官员也属于广义上的供奉官,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一个空衙门。

趁着文吏们传抄文书之际,李潼又望向了张说吩咐道:“张郎文学雄达,错给刑司,确是失人。今朝事愈繁,孤智见短,尤需广择馆学才士以补周全。惟旧馆有犯先人所讳,使我不敢擅借智力。且于东华门另置馆堂,以资询问。张郎即日解职事此,旧府侍员入都之前,一定要扩定馆堂。”

张说本来蔫蔫的没啥精神,听到这话后顿时眼神透光,忙不迭伏地谢恩:“臣多谢殿下恩赏,一定不负所用!”

眼见张说如此反应,李潼也是微笑点头,手书“集英馆”三字,并当堂授给张说集英馆督造使职。而另据一案正伏案做事的姚璹在听到这一桩任命后,忍不住抬头看了堂上的监国元嗣一眼,然后又连忙低下头去继续批阅。

李潼之所以另创学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要集权。他四叔李旦恒死于北邙虽然打乱了他的布置,让他不得不提前恢复朝廷诸司人事结构,但也并没有就此放弃组建新班底的努力,只是将集权揽权的意图细分步骤。

首先他所任命的七员宰相,除了杨再思以中书侍郎职入政事堂之外,其余六个各有本职事务,全都不是两省官,换言之除了政事堂这一个场合,诸宰相几乎全都没有别的身份与权力质疑他的决定,将最上层的摩擦矛盾集中于政事堂这唯一一个场所。

其次以备问失职为名,直接停了自两省以降诸供奉官职,只保留六部九寺等政事官,让朝臣们埋头做事、拼KPI,不要高谈阔论、唧唧歪歪。

这样的人事结构当然不合理,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直接放空,甚至就连基本的制敕宣令都不具备法律效应。但李潼也没办法,供奉官这一群体主要是嘴上工夫,而且普遍具有一种侍从性质,他们对旧秩序的忠诚与服从性质相对更高,真正的事务权不大,话语权却不小。

如果这一群体继续保留下来,朝廷必然会有大量的精力损失于内耗中,这显然无益于事,索性全都停职,埋头做事、不论是非。

但这么做也不是没有恶果,首先是朝廷政令决策的章轨法礼性无从体现,其次就是大量的事务决策汇聚于最高决策层。

法礼性倒是好解决,无非是群臣的认可度高低,《靖国格式》的颁行,奠定了这段靖国时期从权从宜的一个整体基调,恩惠普授也让群臣们对此保持高度认可,不会动辄唱反调、气抖冷,凡所在事者都是这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一员。而且凡所令式颁行,只以“靖国”加署发付有司。

超强的工作量与超快的考课节奏,也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而原本该由门下省、御史台与吏部共同负责的考课工作,在《靖国格式》中直接将每旬小考的权力暂给各司,再由各司呈交吏部,以作为铨选的一个标准,而五品以上的给授则仍保留在朝议中。